近来，减税已经成了从政府官员到学者们热议的话题。我国税赋之重，从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些报告中可略见一斑。按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劳动者税率高达45%。这不但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更高出美国、澳大利亚劳动者平均税率的一倍。还有学者还算出，如果按国际标准口径计算，我国的赋税占GDP的比例已超过30%，与发达国家十分接近。然而，我国财政在福利上投入水平，却远低于这些高赋税国家。因此，加大、加快结构性减税已成为社会共识。
    在大家都在琢磨着要减什么税的同时，却鲜见认真地讨论应如何减少政府开支的问题。政府是靠税费来维持的。要减税就要减支，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人说， 我国每年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快，减点税应该没问题。这话没错，但忽略了另一个重要事实。这就是财政收入增加得快，同时政府支出也增加也不慢，有时甚至还更快。要不然近年来怎么年年出财政赤字呢？不减政府开支而单方面减税，结果就只能是不断地扩大财政赤字。而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欧洲国家目前陷入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
    然而，减税容易，减支难。
    减税，老百姓手里钱拿多了，企业负担轻了，当然是皆大欢喜。减支则要从某些部门口中夺食，逼一些既得利益的人群，得过好处的企业割肉，这都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必然遭到强烈反对。实际上， 政府的开支还大有可减之处。
    首先是那些不该大量支出的开支。如社会上诟病已久的三公开支。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至今还是个谜。有学者估计，2010年三公消费恐高达一万亿，占财政支出的一成以上。这里面应该有很大的减支空间。另外，各地大兴土木地盖豪华办公楼，花公款建大型广场，巨型花坛等等，这些都可以大大地减下来。应该建立一个严格的制度，建设办公大楼的开支要纳入到当地人大及上级政府的监督范围，并同时要将建办公楼的预算报告书向社会公布，严格履行公示程序。
    二是那些不该给的各种名目的补贴，那些以开发区，高新区，科技园，产业园的名义的不计成本巨大投入。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与已不胜枚举，这里就不赘述。
    三是那些既不公正，又不公平，超出我们现阶段发展水平的民生工程，惠民项目。促民生没错，但真理往前再走一步往往就成了谬误。以民生的名义发放的那些不可持续的福利，搞的那些惠民工程，短期内似乎得了民心，顺了民意。 但在财政上是不可长期持续下去的。 而且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这些福利措施一旦给出了，再想收回会极其困难。欧洲、南美等国陷入的财政危机的根源就在这里。
    四是能让企业去干的， 能让社会去干的事， 政府应该少参与或不参与，这样也能为政府省下大量的钱来。国际经验表明，很多的涉及社会管理的问题，如养老、扶贫、环保等，由政府自己来做，吃力不讨好。而外包给社会组织去做，不但能给政府省钱、省人，而且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我国的经济正在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这个变化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劳动工资的大幅上涨。一是因为劳动力开始短缺。 二是政府的政策也开始着手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正在这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 即以“数字化制造业”为标志的工业制造方式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第三次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制造工厂逐渐搬回发达国家。而劳动成本的迅速攀升又降低了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加快了这种回迁。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从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压缩一部分政府不必要的开支，用减税来减少企业与劳动者的负担，不失为一种在日趋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好的应对方式。
    我国的改革也已经进入了深水区， 而财政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重要的改革。财政改革千头万绪，很多地方都应该改。但是首先要从减支开始。把不该花的钱省下来，把不该管的事放出去，进一步的财政改革才能有经济基础，减税才有可能。从减支入手，才能给其他的改革腾出空间，腾出资源来，这与国、与民、与政府自身都是一个大好事。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