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美国学者提出“阴型城市化”的概念，即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约法”和规则制定，加速其城市化发展过程。“阴型城市化”模式的好处在美国费城等城市得以印证。专家认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国外有着本质区别，此模式想要在中国发挥其效用，实现省际之间的区域联动，一些政策瓶颈值得关注。

　　阴型城市化：类似“一帮一”式的跨区域城市化

　　“阴型城市化”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孙涤在其撰写的《城市的阴和阳》中提出的概念，其核心内容主要强调的是类似“一帮一”式跨区域的发展，即“约法城市”的概念：由“担保者”设置自由、平等的市场规则，通过严格的治理和约法促使欠发达地区尽快培养竞争力，其他城市则扮演“资源方”的角色，为欠发达地区提供劳动力等各种资源。
　　孙涤举例说明，美国费城、卢贝克等城市都是典型的“阴型城市”，通过制定自由公平的治理规则，费城最后上升为当时北美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香港和深圳的代表性也很强。被迫发展而成的“阴型城市”香港，英国给予了它更自由和有弹性的市场机制，加上有序的行政治理，使其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城市。深圳划出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一套新的经济博弈规则的制约下，不出30年，就从不足五万人的渔村发展到了超过1400万人的超级城市群落。
　　孙涤得出结论，对于一些欠发达的地区，比如非洲、南亚、中南美国家等，或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走“阴型都市化”的路径，才能迅速改变落后的观念和实践。中央政府可以全面权衡全局性可持续发展，在省级行政区划的政绩业绩的考核中纳入跨区发展的内容，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分担共建“约法城市”的工作和风险，分享其成果和利益，将城市化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国，更需要靠内力和内需来提供资金、技术、流程和制度，靠公平的制度和健全有效的流程来完成中国的“阴型城市化”。
　　具体而言，在中国，由沿海发达地区的一线城市来扮演担保者，主导“承包”并提供约法，包括约法规制、资源和财富分配、行政流程、人才培植、考核治理。通过实际的操作来示范约法如何被落实。资源方面，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由欠发达的内地省份及周边地区来提供，资本、技术及管理人才则可以有国内外的多元来源，迅速扩散沿海发达地区已取得的成果，尤其是观念、流程、财富和机会，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发展。

　　“阴型城市化”模式是否适合中国仍存疑

　　本报记者就“阴型城市化”概念采访了多位研究城市化的专家，他们表示，中国已经探索出了一条自己的城市化道路，由于中国和国外城市化进程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学者提出的“阴型城市化”模式如果想要在中国推广，还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认为，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撒胡椒面”，即对每个地方都给予补贴，但这样很难使欠发达地区摆脱根本状态；二是培育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条件的迅速改变让产业快速聚集，吸引投资者，吸纳当地的人口就业，当地人口增加对周边带来需求，使周边地区的农产品等价格均大幅提升，培育“经济增长极”，“约法城市”的概念类似如此。
　　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其一，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三率”倒挂的现象，这在国外是不曾出现过的。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说，城市化的概念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农民转移成城市居民，即“人口城市化”；农村的土地转移成城市的空间，即“空间城市化”或“土地城市化”；农业产业转移为非农产业，即“产业城市化”。在国外，一般而言是产业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这也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可以保留大量的土地和基本农田，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而在中国却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快于产业城市化的现象。从数据上看，土地城市化10年来集中率增长了7%，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集中率增长了4%，出现了“三率”倒挂现象。这样的“三率”倒挂，导致不同地区出现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广东、福建、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六个经济发达省市和沿海地区，人口集中率高；而欠发达地区土地集中率高，无限制地开发，用地之后不见产业。
　　其二，专家指出，沿海发展城市和中西部地区联动牵手发展是应该的，但跨省域工作开展起来相对比较困难。在我国，“跨省域”产业联动和工业园区合作成功案例很少，一个省域范围内跨区域的成功案例很多，越往下面发展成功的范例越多。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认为，我国一开始从深圳特区开始改革开放，继而逐渐扩大至沿海城市，再逐渐扩至全国，这一城市化进程有着自己的格局。但是，依靠给予特殊政策实现快速城市化，在某一个时段是可以的，长期来看，凭借特殊政策的经验很难推广，缺乏可持续性。任宁越敏说，“这种模式或许只能带动少数几个案例城市的发展，难以带动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

　　区域联动关键需要突破几个政策瓶颈

　　专家指出，导致“三率”倒挂和跨省际联动难开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行政区经济而非经济区经济阶段，产业联动在操作上还存有一定困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产业转移的力度不大，中西部地区又很着急产业转移，做好了大量迎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产业没有来的时候，已经将大片的土地征完了。大量的工业园区闲置在当地，农民转成了城市居民，而产业却没有跟上，土地的闲置化太大，属于没有完全的城市化。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两难问题，形成了一个怪圈。“用地越粗放，成本越高，不利于城市化的合理进程。”肖金成说。
　　专家指出，我国想要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快捷城市化，利用“约法城市”的发展模式，关键还需要突破一些政策瓶颈。
　　其一，形成欠发达地区“集中发展”的有效模式。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说，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资源是稀缺的、空间范围比较大，成本就很高，集中发展可以消除物流成本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等各种劣势。
　　其二，解决跨区域联动中的政绩考核问题，完成产业转移的无缝衔接。理论上而言，在一个财政体系框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行政的方式确定合作方式，解决区域之间发展问题。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所长郁鸿胜说，想要解决跨省域之间的谈判就需要先解决好考核机制的问题，明确GDP、招商引资的增量和财政税收收入等重大问题到底是谁的，尤其是在重大的财税统计考核和干部的政绩评定上，形成框架性的协议。
　　据介绍，长江三角洲200多个工业园区已经形成良好的园区联动，上海、浙江、江苏三地政府逐步认识到区域联动的重要性，而作为发达地区的上海，由于其土地资源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提前主动拿出可行性的框架意见，形成了产业转移良好的互动。
　　其三，城市化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即在三个转移都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纯农民也能享受城市的文化和建设成果，这个才是完整城市化的概念。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说，未来城市化除了依靠工业化之外，还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让更多的人口享受更好的就业和相应的保障待遇，政府需要承担起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居民所有的社会保障和服务系统。

   链接：城市的阴与阳
         有效城市化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