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Tim Cook终于在一件事情上超越了他的前任。2012年3月上旬，Tim Cook来到中国，这是该职位管理者首次来华。着休闲装的Cook与中国消费者的合影，在网络上广为传播。这只是Cook风格的一个体现。此前，苹果公布了17年来首次派发股息的计划。
　　但Cook也面对一些特别的麻烦。就在他访华期间，关于苹果供应商“血汗工厂”的争议日益升级。美国知名广播节目《美国生活》撤下今年初指控苹果及其代工厂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相关报导。这档节目主持人Mike Daisey证实，他在独白中捏造内容。这种背景下，由HGO组织FLA(美国公平劳工协会)主持的针对苹果在华代工厂富士康用工环境的调查报告全文，如今尚未出版，已饱受争议。
　　也是在近期， 本刊独家获悉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所主导的关于富士康工厂的调研，揭示出与美国媒体不同的看法。本期封面报道包括了这个调研团队的真实故事和报告节选。作为多元化视角的拓展，我们还将呈现环保主义者马军挑战苹果供应链的努力。
　　真相到底如何？目前尚不得而知，但罗生门式的追问，很可能使我们进一步接近真相。

　　潘毅之剑

　　苹果代工厂潜伏式调查的幕后策划者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二年级学生董雨晴，在一次工厂调研中遇到一位经历特殊的女工。一天夜里，这位女工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不能说话，但医学检查证明，声带、嗓子无任何病变。她被禁锢在无法言说的世界中，无边的恐惧蔓延开来，她唯有拼命动笔书写……
　　遇到董雨晴时，这位女工已离开那家让她失语的工厂。董雨晴问及当时原因，她回答说：在那里，我有一整个月没有说过一句话。
　　董雨晴和她所在的调研团队，最终走入了这位女工此前所在的工厂——富士康，中国式制造业的典范，目前世界上最受关注的苹果公司最重要的代工厂。
　　这次历时两年的田野调查，使董雨晴们接近了女工的恐惧，也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此举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球运动中的一环，这场运动可创意地概括为——No More iSlave。
　　2012年初开始，《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时代周刊》等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相继发表批评苹果海外供应商苛待劳工的长篇报道。富士康成为众矢之的。
　　今年2月9日，强力围观纽约中央车站旁最大苹果专卖店的，不再是疯狂的果粉，而是多个社会团体的抗议者；一并而来的还有一份超过20万人联名的请愿书：呼吁苹果公司改善海外代工厂、尤其是中国工厂的工作环境。
　　对此，Tim Cook表示“关心全球供应链中的每一位员工”。情愿不情愿之间，这家“改变了世界的公司”也展现出空前的配合姿态，开启了与FLA(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的合作。
　　不过，由该NGO主持的针对苹果在华代工厂富士康用工环境的调查报告全文，尚未出版却已饱受争议。该组织自2月13日进驻富士康深圳厂区调研以来，态度扑朔迷离且令人费解：其CEO奥瑞特·凡·希尔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先是表示已发现“大量问题”，但旋即又赞扬富士康“设施一流”“真的不是血汗工厂”，与《美国生活》主持人Mike Daisey在节目里对苹果在华生产状况的说法一样，出尔反尔。
　　事实上，在中国，有关富士康用工环境和劳工问题的调研团队始终在行动。持续发布的调研报告终在国际媒体引起关注。他们是间接推动《纽约时报》等关注此事的真相提供者，也是美国数十万消费者开展声势浩大的抵制“无良产品”运动的幕后推手。
　　在国际媒体有一定影响的富士康调研报告的发布者——香港SACOM(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其负责人郑依依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外媒今年突然集中关注我们的报告，让我们挺出乎意料。”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参与领导的一支苹果代工厂调研团队，也给出了和SACOM类似、但与美国媒体截然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文章开头提到的女工失语的案例，只是该调研中发现的众多案例之一。
　　在所有针对富士康的调研中，潘毅及其团队可谓耗时最长，规模最大，程度也最深：历时近2年，多达6次；团队成员近百人，其中近20人潜伏进厂；调研覆盖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19个厂区，共收集有效问卷2409份，采访工人500多例，整理第一手采访资料十万余字。迄今已发布三次调研报告。
　　与NGO主导的调研不同，这次田野调查有着浓厚的学院背景。调研召集的领袖是来自两岸三地的数十位学者，主力是全国20余所高校的近百名80后、90后——21世纪的工厂给他们的青春重重一击。

　　追踪

　　谈到对富士康的调研时，潘毅笑着说：“没完没了”。这位谈吐温和的潮汕人的真实身份，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女性主义倡导者。
　　潘毅的研究领域涉及性别、资本全球化、跨境研究等，力主将性别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结合起来。她从来都切身实践所坚持的理论——由于赞同马克思关于家庭消亡的观点，认为女性解放须着眼于家庭制度的根本性革命，故以单身、不婚、无子女作为女权主义的宣言。在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后，潘毅将研究重心放到底层工人的主体性上，与工人同吃同住，客观描述他们的真实生活，被视为“弱势者”的代言人。
　　“我并没有特意选弱势群体做代言，对我来讲，这是一条再自然不过的道路：如果我想做研究，我认为中国什么问题重要我就做什么。”显然，潘毅敏感捕捉到苹果代工厂富士康的问题，将其视为当下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面相。
　　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引爆媒体舆论；是年5月18日凌晨，九位社会学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各界关注以富士康连环跳事件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潘毅即为九位发起人之一，与她联名的还有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等大陆多所高校的学者。“当时对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的理解，很多都归于个人心理和精神问题，我们社会学的回应肯定是不同的”，潘毅说。“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粗放式的、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联名信中的这句话，成为潘毅等学者召启此次调研的基本共识。
　　成员招募的过程并不费力。邀请函通过email发给国内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和组织之后，慕名而来的参与者多到“用不了”。在具体调研方法上，潘毅和同事们做了较多讨论，最终决定问卷与访谈并重：通过大范围问卷调查，在尽可能广泛的区域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工人基本信息；再进行一对一访谈，来弥补问卷无法详尽获取的个人主观感受和深度细节。同时，进厂体验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富士康厂区进行了小规模预调研之后，潘毅等人对富士康的基本信息有了一定掌握，最终敲定了问卷问题和需要的调研人数。2010年6月，这个规划已久、规模可观的民间调研，箭在弦上：调研员60名，多为导师推荐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再加22位来自台湾的师生，共计82人；调研地点则根据富士康厂区的分布，遍布山西、江苏、广东等省的14个城市。九位发起人分赴负责区域；而深圳的龙华和观澜，作为富士康在大陆最大的厂区，和连环跳的主要事发地，理所当然的成为调研重点，也成为各路调研队会师的终点，由潘毅指挥这关键的最后一战。
　　调研前一天，潘毅给从全国各地赶来参与深圳调研的四五十名学生进行了三小时培训，讲解富士康在华发展过程、工厂管理模式、事业群和招工，并把长达40余题的问卷逐题过了一遍，让所有人了解每道题的调查点。最后对整个大团队进行分组：两人一队自动组合，最好是男女搭配；为保证学生安全，任何与调研相关的行动都必须两人执行，禁止单独行动。
　　深圳调研集中进行了一周，七天的调研密度和强度很挑战常人的想象。
　　浩浩荡荡四五十人的调研团队，潘毅着实担心这样的大举动会引来厂方的关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结果证明，她的担心竟出乎意料的完全多余：几十个人融进几十万人的鱼龙混杂的工厂生活区，非常渺小，渺小得好比汪洋中的一滴水。
　　这种渺小感，不仅是潘毅，也是调研员们最经常的反馈。
　　北大社会学系黄和是深圳调研队核心成员。在工人晚上下班后，到回去加班前的一小时休息时间里，黄和站在生活区的天桥上，看工人穿着一样的制服摩肩接踵地从身边挤过。自己根本无需移动，会被裹挟着前行。川流不息的移动人群，挤满整座桥，可以黑压压的持续半小时多，都看不到一点空地。
　　富士康厂区完全封闭，所有生产车间、办公区域和大部分宿舍都在厂区内，刷卡进出。除非进厂，否则要接触工人做问卷和访谈，只能在厂区周边进行。即便条件有限，他们还是很快打开了局面：工人上班的时段按兵不动，在中午一小时和傍晚一小时工人出厂吃饭时，突击调研。大排档里等饭的工人们，通常愿意帮忙。有人把填问卷看作帮学生们写论文，填完还友好的说一句“祝你顺利毕业”；而更多人则将之当作表达意见的机会，会认真的在问卷上填写希望政府如何改进。问卷调查时谈得来的工人，会约到晚上8点下班后或周末再见，续做访谈。
　　“有些工人独自坐着发呆，其实也很想有人陪他们聊聊天”，黄和说，个别聊得来的工人会给调研员介绍自己的工友一起来谈，但这类情况较少，因为黄和他们发现，一个工人要在厂区里找到熟人是非常困难的事：厂区太大，上不同的班住不同宿舍，想及时找到老熟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工作太忙，有人工作几个月了连舍友都没见全，想帮忙介绍访谈对象也有心无力。黄和和同伴们的调研大多都靠偶遇。
　　白天调研完，晚上无论多迟，潘毅都坚持召集所有人碰个头，总结当天遇到的新问题，适时微调方案。问题主要是问卷中存在着部分工人无法理解或很难回答的题目，比如有题问到“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会增加百分之几？”，问百分比工人要算半天，所以调研团很快把问法改成会“增加多少小时”，便于直接作答。
　　经费，在很多调研中被认为是重要一环，但在潘毅看来，做富士康调研从开始到现在，“都没考虑过钱”。一方面是因为，包括她在内的老师们总能从各自的农民工相关课题经费中拨出一些；另一方面，“每次调研，我们要花的钱也确实不多”。为尽可能接近要调研的工人和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潘毅和调研员们会就近住在工业区旅馆，四人一间，日均生活费用约20元，每次调研全部支出也只有数千元。调研中也有很多志愿者，都是自费来参加调研，“大家好像都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潘毅回忆道。
　　为期一周的深圳调研，在有惊无险中推进着，最终共收集有效问卷1500份，访谈工人200余名，为第一份调研报告的撰写提供了最主要、最详实的一手资料。这份名为《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的报告，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厂内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工伤状况和工人自杀状况等多个问题进行了事实性的回应和一定的学术分析，在2010年10月于香港一经出版，便引起民众极大关注。
　　“我们把八十多位调研员收集的资料汇总到五六个核心成员手上，然后把他们都抓到我家，写了三天三夜，我也变‘血汗工厂’了！”潘毅笑着说。这份报告改了五六次才最终定稿，每位参与组织调研的学者都亲自把关修改过。
　　这份轰动一时的报告，绝非首次调研的唯一成果；其更大意义在于，为潘毅和调研团队对富士康进行后续调研提供了方向，比如富士康西迁过程中，不合理征地和以实习的名义廉价征用大量学生工。
　　这一追踪，持续到现在，远没有结束。

　　永不停歇的生产线

　　1979年，9岁的潘毅随家人从汕头移居香港。九十年代初返回大陆珠三角做调研时，她对自己的定位还是“自以为‘香港社会更进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孩子”，但那个年代的多次调研经历，让她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有了新的反思。
　　潘毅第一次实地调研去的是东莞的一家雨衣厂，底层是货仓，二三层是生产线，顶层给工人做宿舍。为防止盗窃，宿舍窗户都会上锁，火灾时无法逃脱。与工人同步进行工作的调研不下十次，多年积累的一手资料著成《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在2005年获得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她成为首次获此奖的亚洲学者。
　　“天生对平等感兴趣“的这位特例独行的女学者，至今无法接受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社会一部分人的享受，建立在大部分人更大的牺牲之上，还以此美化自己的生活。
　　“富士康这次调研，我再想进厂已经进不去了，因为我太老了，人家不会录取。”潘毅说。而学生进厂亲身体验，在她看来很有必要：一是要验证工人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二是做代工厂研究要有一个直观认识。“对进厂的孩子，我一般不会太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呀。”提起当年的调研，潘毅有种淡然的自信。
　　徐光和董雨晴，便是践行潘毅这一想法的两名学生。
　　2011年3月，徐光走进重庆富士康大门时，厂房楼都没有盖好，但已投产：三四层还在施工中，一二层就架上了生产线。在经过考察四肢是否健全、有无纹身、证件检查、常规体检和70题心理测试之后，徐光通过招聘，成为富士康重庆厂区的一名普工。
　　富士康在大陆不同地区可随意征调工人，以“某地专案”的名义调配，在招聘地和工作地之间选择薪水基准较低的城市作为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这很难让人不质疑其加薪的实际落实情况。应聘时，看到一辆辆巴士把刚录取的重庆工人像货物一样成批运上绿皮火车拉往江苏昆山，徐光很怕自己也被这样运走。
　　进厂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军训，以便让工人习惯长时间站立的工作方式。这种军训也是待岗的变种，哪里需要就派去哪里救急。这期间，徐光去生产线帮过忙，一天搬过六百台电脑；也打扫过卫生，一台机器一天擦几十遍。等新生产线落成，他才逐步被安排固定岗位。
　　徐光做的流水线是在一个模具车间。每29秒，就会从流水线上掉下来一个模板，工人要很好地配合这台“定时吐物”的机器。在这29秒中，徐光要先用气枪把模板上的灰尘吹净，再用抹布把油渍擦净，最后用小刀把模板边缘比头发丝还细的毛边刮掉。头发上身上全是细小的塑料碎屑，“如果没看到人就远远闻到很重的塑胶味，那一定是我们车间的”。
　　接模板；拿气枪、喷灰尘、放气枪；拿抹布、擦油渍、放抹布；拿小刀、刮毛边、放小刀；把做好的模板递给搭档，然后去接新的模板：这十二个动作，徐光要在29秒内全部完成。动作慢了，新模板掉下来砸到旧的，两块全部报废，会被线长(流水线长)骂。没有时间喝水和上厕所，吃饭要和搭档轮班去，因为任何短暂离开都会导致积货。午饭积压的货，在下午要一边赶新活一边补旧活，中午的旧活补完就到晚饭时间了，这意味着新的积货。
　　工厂有时为了赶进度，会把流水线的速度从29秒/个，调成22秒/个。十二个单调重复的动作，以二十几秒为一个单元，在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上，切割着徐光一天的12个小时，一个月的28天。
　　“在这里，空间和时间的概念都被解构了”。宿舍是工厂生产空间的延伸，累得根本无力说话，睡觉是为了恢复以后再工作；车间总是灯火通明让人忘记时间，好在有一扇小窗能在运气好的晴天投进些许阳光。“当阳光照到胸口那个位置时，我就知道再过半小时就可以吃晚饭了。我对时间的概念就来自那扇窗”，徐光在入厂笔记里这样写到。他说他总有一种强烈的一睡不醒的愿望，“我不是想自杀，不想醒来，是因为醒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干活。”
　　对于董雨晴来说，那个失语的女孩对她触动很大。她无法想象非病理失语的产生。 “你为什么不进来做做看，进来做做看你就明白了。 ”工友说。就这样，2011年11月，董雨晴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应聘成为一名普工。先是做目检，在白炽灯下仔细端详产品有没有划痕；后来因为要求星期六休假，被线长驳回后“擅自旷工一天”，被罚一天搬3000个箱子，做了十天。第一天搬完后，董雨晴的胳膊肿了，疼的睡不着，但还是硬着头皮撑过了余下的九天。
　　后来她被定岗去流水线上夜班。80名工人，从一开始不熟练日产只有200件，到后来狂飙到3800，只用了几天时间。要完成一件电子产品，董雨晴需同时操作六台电脑，六个屏幕都在闪，动作必须异常麻利。产品流到眼前，不捡起来会被骂，捡起来就得把它做完——捡与不捡，都是问题。
　　这个面容清秀、身材娇小的湖南姑娘，记得自己如何被线长骂：“你怎么这么蠢啊！这个放在后面你不知道吗？你是故意跟我过不去吗？我现在就让你给我写检查！先写检讨明天这个时候就要交给我！你再出错就给我滚啊！你这种猪不要在这里做你知道吗？”“我每天不知要听多少次。我其中一个搭档有一天就受不了了，把产品一扔，说，妈的，老子不干了。”
　　董雨晴觉得这里好像有“骂文化”：工厂如此残酷，没人瞧得起你，说话都是吼。“我以前想象的作为人的尊严——别人应该怎么对我说话——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了。自尊完全没有了。”
　　车间为保持机器低温，在冬天仍开冷气，加上连周夜班休息不足，和许多工友一样，董雨晴终于病倒，进厂一个月的最后一周身体和精神濒临极限。请假算旷工，得不到加班费。两周休一天、工作三周的加班时间有80小时，比起微薄的1500元月薪，加班费不可谓不可观。为了讨薪，最后一周她不停在辞职、投诉。某天讨薪的路上，忽然下起了雨，董雨晴没有带伞。在那段通往员工关爱中心的40分钟路途上，她终于也像同寝的每一个女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坚持不下去了。
　　潘毅对徐光、董雨晴这样进厂体验的学生会遭遇的认知和情感冲击，早有预料：每天12小时、日复一日做重复的机械动作；变成流水线上可被随时替代的一个零件；去被架空几乎所有可能的社会支持；去过睁眼就为了干活、累到无力交流的生活；甚至，去被冤枉、被辱骂、被摆布、失去自由和尊严。
　　徐光体悟了潘毅的用意，他从连接厂区和市区的隧道离开生产世界、进入商业世界时，唏嘘其间的天壤之别：消费如此光鲜，但工厂实在丑陋。“没有人愿意来了解一下，可工作在这里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小学同学，初中好友，甚至家人。”现在，他再去农村看到满地跑的小孩，仿佛一眼就能看到他们十二三岁时的境遇：去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工厂打工，要么忍下去，要么回乡，可回乡以后还是会再去打工。“游离在城乡间的徘徊是注定的，没有人改变的了这个群体的命运”。
　　董雨晴出厂没多久，就有工人在她曾经每天经过的车间里上吊自杀了。她终于明白潘毅在课堂上提到的“命运共同体”是怎样的含义：“我进过富士康，就会一直牵挂那里”。
　　然而，这样的体验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潘毅强调保持抽离感，才能客观观察问题，但学生们易从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态度，一下子完全认同工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所以在撰写调研报告时，潘毅会格外用心订正他们的用词和语气：“绝望”、“宿舍像垃圾场”确是工人原话，但报告还是要用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写，不宜过激。
　　徐光和董雨晴的先后进厂，分别属于2011年3月~5月针对富士康西迁的调研，和2011年11月针对富士康大量使用学生工的调研，对之后相继出版的调研报告《西进——富士康内迁调研报告》和《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均有贡献。截至今年3月底，这场持久调研的成果，以三份报告的形式全部问世。综合了三份报告之精华的作品，欲命名为《我在富士康》，已在香港出版，目前正努力争取大陆出版中。虽然每位参与调研的大陆教授都积极帮忙联系过不止四五家大陆出版社，但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都没能敲定出版事宜——内容敏感，不好出。

　　富士康有罪吗？

　　这是潘毅和调研团队经常被媒体和圈内部分学者质疑的问题。
　　首先，富士康的自杀率与整个国家或某个城市的自杀率相比，并不过分。那些自杀的新生代工人，究竟是因自身脆弱还是工厂压榨而选择不归路，也很难通过调查给出明确判断。更何况，富士康作为中国代工厂行业中的头把交椅，其福利待遇、劳动合同覆盖率、工厂硬件设施、不拖欠工人工资等做法，在行内可谓表率；而报告中指责富士康的部分问题，比如工人自杀、强迫加班、工作意义感过低、自我存在感淡薄等，也并非富士康独有，在其他小厂中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为什么单批富士康？
　　“世界工厂模式下，单独质疑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公平。挑选标准在哪里？“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国内知名社会学家这样对本刊说。
　　类似“搞垮富士康有什么好处“的质疑，并不只来自团队外部，调研成员之间也就此多有争议。清华大学的几位学生最终因与大部分人意见不合，退出调研。
　　潘毅对这些内外争议倒是颇为乐观。在她看来，在“血汗工厂”的问题上，有争议要比没争议好，社会参与要比达成共识更重要。
　　“我们没有要搞垮富士康”，潘毅说。从始至终，他们的调研团队始终坚持与苹果和富士康联系，希望得到回应，但事与愿违。
　　“我们生活在一个‘比惨’的时代，一定要找到最惨的，才觉得批判具有合理性”，在潘毅看来，富士康确有行业普遍性问题，但也有其独特问题，比如军事化管理模式很不人性；富士康不是行业里最差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它的运作方式就一定正确，不能被质疑。
　　也正因富士康在代工业所处位置，也使其成为全球资本产业链在中国延伸的最好案例。其规模庞大所造成的层级分明、绝对服从的管理体制，使“劳动的异化”在这里得到确切体现。
　　因此，无论从社会影响，还是学术价值来说，富士康想逃离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敏锐视野，似乎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长期调研，使调研队成员成为富士康不少工友愿倾心交流的对象，日常联系也为调研提供了随时获知厂内近况的机会。调研员对本刊转述了来自工友的有关FLA调研的最新消息：厂方对在FLA调研过程中“出岔子”的工人和部门将采取“六级连坐“的惩罚制度，或可累及厂长级别，而以前的工伤事故不过是“三级连坐”；接受FLA问话的工人，不排除被监视的可能。苹果公司主动开启的这次调研，因此饱受质疑。
　　而富士康的生产模式背后，正是万众瞩目的苹果公司。
　　该团队刚刚发表的第三份调研报告《富士康，你改过自新了吗》中显示：一部售价为549美元的iPhone，苹果公司获得其中58.5%(321美元)的利润，而中国代工厂富士康的所得利润仅在1~2%之间，约为10美元；分给中国工人的利润只会更少。iPhone，iPad的全球热销和惊人利润只会刺激苹果在短时间内将越来越多的订单压到富士康代工厂和年轻工人头上。
　　有评论说，没有这些订单，这些年轻人可能连工作都没有。但是不是因为苹果和富士康给他们工作，他们就该承担合理性有待商榷的“保密协议”、无节制的加班和尊严感意义感的丧失？换言之，资方支付的工资是不是足够“多”到能买走他们劳动的同时，也能“买”走他们的自由和尊严？这是潘毅和调研团队成员们一直试图让外界思考的一点。
　　在潘毅看来，苹果和它的代工厂富士康，绝非孤立的个案。
　　二者作为全球资本扩张的优秀代表，其他资本若想生存，势必会模仿其模式，否则没有竞争的可能。潘毅这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对“苹果和富士康这样具有标示性的企业”的复制，是很可怕的。
　　“中国早已过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且欢迎一切资本的时代。在大陆已有100万劳动力的富士康，若想进一步推进其资本扩张，便会需要权力的帮助。以实习的名义征用学生工的问题和不合理征地的问题就会应运而生。一个社会靠资本主导，且主导的力度越来越大，最终的后果便是没有制约力量，直至打破社会的最底线”，潘毅眼中“一个社会的最底线”，便是人的尊严。“富士康模式让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把人的工作意义感和生活意义感都磨灭掉了，越发展就越没有尊严”。
　　学界的挺潘派也为数众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工人与劳动研究中心主任佟新，在对本刊高度评价这场旷日持久的调研时，也给出了类似的点评： 不排除新生代农民工或许会有心理承受能力偏弱的问题，但至少公众该明白他们承受的压力背后是有社会结构性原因的；如果非要说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有问题，那问题就是，这帮孩子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富士康只是一个靶子，潘毅他们在做的，是揭露跨国资本在中国的真相”。
　　潘毅和她的调研团队对本刊说，支持他们坚持调研两年的动力，其实来自三个愿望：
　　一个是希望集合了前两份报告精华的《我在富士康》能在大陆顺利出版，里面有很多指导工人自我保护的专栏，希望富士康的工人们能人手一份，起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他们觉得亲切；一个是希望消费者们明白，联合一下去思考产品背后的伦理问题，可以督促产品在人道的环境下生产，因为消费者的身份本身即是一种武器；此外，是希望苹果和富士康这样的跨国资本表率能出让一部分利润给工人，来带动整个行业用工环境的改善，“其实工人要的并不多，也不过分”。
　　“我其实很贪懒”，不惑之年的潘毅笑言自己常有退休的念头。“但是富士康这个问题，我们几个不跳出来也没人跳出来。会有一种使命感”。这位关心底层工人命运的女学者，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温和的挑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