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者权益日当天，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公布了170多个国家2004年的吸烟致死率。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吸烟导致的死亡占所有因疾病导致死亡的12%。
“烟草烟雾中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和化合物，至少69种可导致癌症。其中重金属燃烧时所产生的危害是致命的，会导致多种严重疾病。”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委会副主委，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宜群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评述道，“可直到现在，对于烟草重金属的含量检测以及信息公布方面，我国的工作做得很不到位。只是之前的那场风波，烟草中的重金属含量才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时间回溯至2010年10月，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会议发布的一项中国与加拿大烟草的对比研究表明：中国产的13个品牌卷烟检测出重金属“超标”，与加拿大香烟相比超出数倍之多。其中，由湖南中烟生产的全国卷烟单品牌产销量第一的“白沙”和红塔集团生产的“红塔山”亦赫然在列，排名靠前，引来各方的口诛笔伐。
此报告一经问世，即引起了各方关注，“阴谋论”也随之泛滥。而将近两年时间过去了，此事却一直未有下文。至今，仍未有权威结果表明，烟草中的重金属到底来自何方，产于哪个环节？
时代周报记者亲往多地采访，多方调查，试图解开“烟草重金属含量超标”之谜。
两年前的纷争
两年前的10月7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九届亚太烟草或健康会议发布了一项中国与加拿大烟草的对比研究报告：《中国销售的香烟：设计、烟度排放与重金属问题》。
报告由多国科学家共同协作完成。之所以选用加拿大香烟与中国香烟对比，是因为加拿大法律规定烟草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检测烟草中的重金属含量。在英文版原文报告中，记者看到，13个重金属超标的国产香烟品牌分别为：白沙、大前门、都宝、红双喜、黄金叶、Happiness(吉庆)、红河、红金龙、红梅、红旗渠、红塔山、石林和壹枝笔。
报告显示：研究人员在2005年至2006年间在中国购买的13个香烟品牌的二次抽样中观察到，在各种重金属含量上中国香烟显著地高于加拿大同期生产的香烟，每克香烟中平均包含0.82μg砷、3.21μg镉、2.65μg铅和0.51μg铬。而加拿大国内生产的230余种香烟此四项重金属含量分别为0.19μg、1.23μg、0.33μg和0.46μg。除了铬之外，其他三种重金属都大大高于加拿大香烟。
报告引起一片哗然，这13个香烟品牌顿时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作为年产销已是全国第一的“白沙”更是遭到各方质疑。外界甚至将此事比喻为“烟草业的三聚氰胺”事件。
一个月内，事情持续发酵升级。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态度是“尽快核查报告的真实性”，而核查之责将交由烟草专卖局下属的科技司负责。国家烟草专卖局科技司副司长王献生公开指出，目前证实被列入超标名单的13个品牌中已经有吉庆等3个品牌于两年前退市。“目前关于香烟重金属含量的标准，不仅中国没有，国外也没有，加拿大人的报告并不科学。”
随后又有人站出来质疑报告结果的可靠性：检测数据由哪个检测机构提供？检测依据什么标准？对检测机构只检测流通环节的香烟，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人士提出了强烈质疑，为何没有按照国际烟草通用标准，从厂家对原材料加工，就开始源头检测。
不久，此事又演变成了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波。有多位烟草业人士对外公开表示：“这次重金属含量风波是刻意针对中国烟草业的一次阴谋，意图便是借控烟的名义和力量摧毁国家烟草财政体系，进而为攫取国家财富的一些组织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有人指责：“国内很多人也被外国烟草集团利用，是挟洋人及美元以自重的机构和人恶意炒作，制造事端的行为。”
作为《中国销售的香烟：设计、烟度排放与重金属问题》一文的第二作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李强博士从始至终参与了整个研究过程，包括数据分析以及最后的报告撰写工作。
即使两年过后，李强在向时代周报记者谈及此事时仍有些顾虑：“当时，很多左派学者对我发起攻击，质疑研究目的。我只想做好自己的研究，不想进行更多的理会。”他回忆说，这项研究始于2005年。2006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沈阳、银川、长沙等7个城市购买了78种不同品牌香烟。这78种卷烟，是2005至2007年期间这7个城市销量最好的香烟。
“中国香烟重金属含量的研究，是在全球20个国家同时开展的香烟研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在德国、爱尔兰、巴西和韩国等20个国家同时进行类似的研究。烟草重金属含量的相关研究，我国科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经有过。他们当时得出的结果与我们的结果基本类似。”作为报告第二作者的李强也同时也向记者分析说，目前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确实并不存在烟草重金属含量标准的规定。“关于中国烟草重金属含量的研究，我们仍然会进行下去。”
对于外界对李强的攻击，吴宜群则直指他们是“阴谋论”的制造者，有着自身的利益诉求：“对待科学问题不能靠戴‘政治帽子’来解决。这样的恐吓不能解决科学争端。”
重金属来自何处
尽管在上述报告中，并未对中国烟草所含重金属来源作出明确判断，但是李强告诉记者：“我们当时猜测和判断是，在烟草加工环节混入重金属的可能性不大，来源可能在于烟草的种植环节，也就是说在烟草的源头。但，这只是一种判断。”
记者查阅诸多文献资料，采访多位业内人士，虽有不同意见，但大多仍将重金属元凶矛头指向了烟草种植环节。3月22日至27日，时代周报记者前往浏阳、郴州等烤烟基地实地了解当地的烟草种植情况。
“你看附近的大大小小的冶炼厂，就离烟田不过两里路，污水、废气、尾渣……我们早就习惯了，见怪不怪了。”郴州市桂阳县城郊乡的一名老农一边翻整烟田，一边慢悠悠地说。不远处，从湖南省桂阳银星有色冶炼有限公司的厂区冒出的浓烟一直没有停歇，从高高的烟囱中袅袅轻飘而出。公开资料显示，银星公司主营粗铅、电铅、锌等金属的冶炼，是桂阳县规模最大，纳税最多的民营企业。
距离银星公司约3公里处，一面积至少为300亩以上的尾渣坝更为触目惊心。在此的看护人员介绍，尾渣坝专为宝山公司用来排放尾渣。一条直径为30厘米的铁管从湖南宝山有色金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选矿厂，延伸而出约一公里多，直通尾渣坝。青白色的尾渣已经占满了整个坝区。
桂阳县位于湘江支流的舂陵江中上流，水资源丰富，但许多村民已不敢放心地饮用井水了。在成片的烟田里，刚被翻转的土块在阳光照射下破碎干裂，裸露出深黑的泥土，田边的小渠水流不停。正在施肥的一名侯姓村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今年的春天来得比较晚，前段时间老下雨，烟草栽种比往年晚了一些，去年这个时候到处都种上了烟苗。”说完，一把将褐红色的肥料倒进烟田中。
重金属污染对于仅仅小学毕业的他而言，现在并不是陌生词汇：“前些年的污染太严重了。村前头大大小小的矿厂有十几家，把整个村子都包围了。”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一些小型作坊式的选矿厂陆续关闭，但是污染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
“去年污染特别严重，烟田的减产也减得厉害。烟叶的产量和往年比，下降了不少，每亩差不多要少收60斤左右。”城郊乡早禾田组的一名黄姓组干部告诉记者，耕种的烟田遭受重金属污染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自从旁边开始建矿厂开始，我们就感觉到了。比如，烟叶的个头没以前长得高了，叶子会有很多黑黄的斑点，严重的时候，烟草甚至会倒伏……你说，这不就直接减少产量了吗？！”
据当地人介绍，桂阳多数烟农都是三四月份开种烟草，待到烟草7月份收割后，再种植一季水稻。“烟草太吸土地的肥，一季水稻一季烟，这样对地也有好处。”
村民们种植的水稻也不能幸免重金属的祸害。水稻倒伏减产，稻叶发黄，稻粒发黑的情况已出现多年。“但是，水稻是有污染补偿费的。由乡镇统一下发，早禾田一、二村民小组共有330亩地，共补偿了一万四千块，算下来一亩水稻补了42元。可是，为什么烟草就没有任何补贴？”这让多名农民都感到不满。
更让他们感到害怕的是孩子们的健康隐忧。2008年初，城郊乡半边月组连续发现多名儿童血铅超标的案例。“我家孩子不愿意吃饭，还常常叫着肚子疼，去桂阳县人民医院检查，果然血铅超标。”村民张东林向记者提供的化验单复印件上显示，其时四岁的儿子血铅含量达到245.4μg/L，大大超出了1.0—100.0μg/L的参考范围。
张东林夫妇拿着化验单向当地多家矿企反映情况，却仅仅得到了银星公司100元的补偿。“化验费都要60元，吃药也最少花了500多元。”
桂阳烟叶之殇
目前，湖南中烟和红塔集团均有部分烟叶产自桂阳。桂阳县烟草专卖局局长邓小强向记者透露，城郊乡的子龙村和富阳村的烤烟供应红塔集团，浩塘乡与余田乡供应湖南中烟。从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去年，浩塘和余田两地总计为湖南中烟供应烟叶约8万担（一担为100斤）。
在浩塘乡集市的入口处，“湖南中烟浩塘基地单元”的大型立柱式广告牌高耸在路边，异常醒目。透过居民楼和商铺的间隙，到处是遍布机耕道的烟田。浩塘也曾发生较严重的儿童血铅超标事故。2010年上半年，浩塘乡元山村多名儿童出现铅中毒症状，其中重度中毒2人，年龄最小的仅11个月。
在余田乡内，除了漫野的烟田，其中也不乏诸多采矿厂区。在余田乡锰矿密集的下桥村，上百栋房屋的村庄完全被众多的采矿厂区层层包裹，穿过村庄的小河水也泛着红褐色。
记者从桂阳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桂阳是全国四大浓香型烟叶基地之一，桂阳烟叶并非主配方，而是用作调香成分。
那么，桂阳烟叶中有多少用于白沙烟的生产？对此，邓小强表示并不知情，只是肯定地表示桂阳烟叶是白沙烟的原料之一。
提及2年前重金属超标风波，桂阳县烟草专卖局局长邓小强肯定地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超标，我们这里有，主要是烟叶超标。”时代周报记者追问是否指的是整个桂阳产的烟草“重金属含量超标”，邓小强点头确认：“对，整个桂阳都有。”
桂阳位于素有“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的郴州西部，早在2009年时便提出“追赶长浏望，领跑大湘南，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跻身全省前列”的发展目标。除了开发储量位居全国前列的铅、锌、铜、锡矿产资源外，它还计划用数年时间打造起一个“烟叶王国”。
桂阳县烤烟办副主任廖代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桂阳烟草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明朝万历年间。1972年起，由河南烟农将烤烟引入桂阳，从此便开枝散叶，规模日渐扩大。
如今，烤烟种植区域已遍布桂阳27个乡镇，并形成了仁义、城郊、樟市、樟木、方元、浩塘、敖泉等12大烟叶基地单元，成为湖南中烟、红塔集团等多家国内知名卷烟工业企业品牌香烟的定点供应单位。2011年全县落实烟草种植合同面积24.26万亩，收购烟叶70.71万担，产值7.41亿元，实现烟叶税1.43亿元；销售卷烟2.61万箱。
有色金属产业和烟叶产业何以并驾齐驱？桂阳县似乎面对的是一个天然的矛盾体—有色金属冶炼中，难以避免将会对土壤、地下水资源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影响烤烟种植的产量和质量。
据业内人士分析说，冶炼厂排出的重金属有害物质，会通过土壤、水源和空气进入到植物体内。曾有学者采用人工培植的方法，研究单一污染条件下，烟草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积累和分布。实验结果表明，当土壤中加入不同浓度的铅(0-2500毫克/千克)时，烟草对土壤中的铅具有较强的吸收性，并可残留在作物的各个部位。
有研究证实，香烟燃烧的中心部位温度高达800℃-900℃，燃烧的边缘温度也达到了300℃-400℃。燃烧时的高温，将烟草中的重金属、类金属衍变为烟尘和雾(气溶胶)，直接由呼吸道进入人体内。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据一名湖南中烟内部职工透露，为了增强香烟口感，在香烟加工过程中，各家企业会按不同比例混合来自各地的烟叶，一支香烟的烟叶多则可能来源于10多个产地。也就是说，只要一地的烟草受到污染，受影响的可能是多家烟草品牌。
行业封闭监管困难
烟草重金属超标风波已过两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两年来，此事始终没有进展。13家被曝重金属含量超标的企业鲜有明确表态，单品牌销售冠军的“白沙”烟也一直处于失声状态。
3月27日，报告原作者辗转向时代周报周报记者独家提供了“白沙”烟的各项重金属含量的具体数据：每克烟草中含有铅1.4μg、镉3.4μg、砷0.7μg、铬0.4μg。
这次风波之后，“白沙”烟的销售并未受到影响。2011年，“白沙”产销量突破300万箱，湖南中烟旗下的另一个品牌“芙蓉王”全年商业销售收入也超过600亿元。
3月27日，时代周报记者致电湖南中烟副总经理杨智敏，要求采访，被以“在外开会学习”为由拒绝。而湖南中烟办公室副主任简友兰对此表示：“整个领导班子成员，还有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任李志华都在外学习，所以我无法给你正式的回复。”
对于湖南中烟目前是否会对“白沙”烟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时，简友兰态度模棱两可，表示要向其他部门求证。李志华则肯定地表示有关于重金属含量的检测环节，但是由于身在外地无法接受当面采访。“重金属的事情很复杂，我在电话里面很难和你讲清楚。”
在重金属的来源的问题上，简友兰分析说：“在我们的加工制造环节，是不可能有重金属加入的。”从抽烤到最后的润叶、切丝、包装环节，均不可能发生重金属流入的事故，在种植环节存在较大可疑。
除了此次时代周报获得了具体的重金属含量数据外，“白沙”的重金属含量一直处于“保密”状态，从未对外公布。各个烟草企业只向国家烟草专卖局提供相关的数据。外界无从对其进行相关的检测。
吴宜群透露，我国烟草成分和烟草释放物有害成分的分析全部在国家烟草专卖局认定的检测机构的实验室中进行。目前我国有一个国家级检测中心和27个省级检测机构以及分布于各生产企业的检测机构。烟草实验室分国家级、省级及企业三个级别，行业内习惯称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其实关于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技术要求并不复杂，国内的众多科研机构都有能力作出相关的报告，但是却会遭遇各方阻力。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家独立第三方的用于监督烟草烟制品安全性的实验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烟草行业监管的最大症结在于体制。“我国的烟草行业是由工信部下的国家烟草局主管，而在美国等国家是由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进行管理。”
我国的烟草专卖制度作为中国比较典型的政企合一制度，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在我国烟草产品是由烟草行业自己进行检测，而并不由质监部门进行相关检测，检测的结果也并不公开。这种‘自己生产自己检测’的模式肯定会加大超标的风险。目前国际上的烟草产品基本都是由独立的自检部门进行质量检测的，我们应该认真参考和借鉴国际经验。”杨功焕说。
李强在谈及此事时说，由于中国政企合一的烟草管理体制，消费者不可能从烟草商处获取烟草危害成分的信息。“烟草行业可以说现在是中国最为封闭的一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