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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一些北京CBD的上班族下班后在国贸桥下排队等候回家的公共汽车。记者 罗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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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等收入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能够获得广泛认可的界定标准。现有的几种指标体系范围非常宽泛，不同标准之间的差距较大，得出的结果差别也很大。
界定标准的模糊引发了一些人的认识混乱和反感情绪，认为自己“被中产”了，有学者认为，这不利于提高民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认同感和满足度。
界定标准差距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2月12日发布《产业竞争力蓝皮书》，其中认为，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结论引起了社会广泛争议，不少网友认为这一结论和人们的实际感受差距较大，认为“被中产”了。
网友“无尘界”发表微博说：“是社科院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我咋觉得日常生活和报告不符呢？”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由于缺乏相对统一的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国家统计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社会研究机构和国外机构都曾发布过相关界定标准。
比较不同标准就会发现，这些标准本身范围非常宽泛，不同标准之间差距非常大。以个人年收入的上下限为例，这些标准就包括“1.63万-3.73万元”、“2.2万-5.7万元”、“2万-16.7万元”、“3.4万-10万元”等。安徽省社科院还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相区分，农民居民标准是“0.3万-0.8万元”，城镇居民标准是“1万-2.5万元”。
国家统计局重庆市调查总队还提出“收入、资产、住房面积三者居其一”的界定方法，只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就可视为是中等收入者。
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在针对我国发布一些中等收入者的标准，如世界银行、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美国盖洛普调查公司、美国雅虎网站等。
由于标准不统一，各种研究对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认识也差别较大。有的认为我国已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有的认为“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达2.3亿人”，有的认为“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还有的认为“我国中等收入者占从业人口的25%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关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统计方法和标准有20种左右。
标准模糊令人迷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说，当人们对自己的“中等收入”身份缺乏认同时，就不能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张志坤在北京一家门户网站工作从事技术维护工作，月薪1万多元。他说：“每月房贷要4000多元，再加上平时的生活费，每月剩下的也就千把块钱，这也能算是中等收入者吗？”
张志坤认为，一些机构发布的中等收入者标准明显偏低，“这样的界定标准，只不过是为了统计数据好看而已。”
陆学艺认为，中等收入者界定标准模糊容易引发人们的认识混乱和反感情绪，削弱了中等收入者对自身地位的认知，更加不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
2010年6月，在北京工业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推出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中，沿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制定的界定标准，将北京中等收入者认定为540万，占北京市户籍人口的40%以上。然而，另一组随之公布的数据却显示，在被认定的中等收入者人群中，有68.7%的人并不认可自己的“中等收入”标签。
陆学艺2011在成都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4%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者。
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认为，我国已经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设“橄榄型”社会，但当前我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究竟是多少？没有这一基础研判，有关部门在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时就缺乏参照。
建立“社会结构CPI”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认为，在研究如何建构橄榄型社会时，一个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确定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内涵和划分标准。自我国明确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以来，已经有许多机构和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对中等收入者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但由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研究取向等方面的差别，这些研究的结果分歧较大。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介绍，对于中产的界定，美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不尽相同；印度、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划分标准也有很大差异。虽然国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标准，但不少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体系。
例如，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理事会”是印度中产标准的制订和发布者，其最近发布的标准是：凡年均税后收入在3.375万卢比到15万卢比(约合700-3000美元)的家庭均可算是中产家庭。
专家建议，应由发改委等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会同权威学术机构，制定发布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数”，衡量我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分布和发展状况，监测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对制定经济社会政策提供指导。
陆学艺说，“中等收入群体指数”相当于社会结构方面的“CPI”，对于指导经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这一指数的变动，可综合反映分配、福利、税收、消费等方面政策是否有利于建设“橄榄型”社会。以此可以指导调整相关政策。
比如说，当前我国有大批高中毕业生出国留学，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对优质大学教育的巨大消费需求，那么我们在制订教育政策是，就应该进一步鼓励多种社会资源投入大学教育之中。
链接：
“我这算中等收入者吗”
行业利益成“扩中”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