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然而，如何打通农技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感受深切，踊跃支招。

　　农技推广遭遇普遍困境

　　在我国不少欠发达地区，当前农技推广遭遇普遍困境，这成了今年两会的一个热点话题。“今年中央1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而处于农村一线的农技推广机构和直接面向农民的广大农技推广人员，是农业技术推广的‘神经末梢’，如果没有他们，即使省市一级的农业科研实力再强也是白搭。”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农业厅党组书记陈家记一语中的。
　　记者曾向广东省翁源县龙仙镇农技站站长陈云贤了解基层农技推广状况。他说，“农技站普遍‘三无’，搞农技推广难呐！”
　　“我们站有4个人，但是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蹭别人的办公桌用；平时下乡搞农技推广也没有车，只能自己掏钱买摩托车走村入户；而所谓的试验示范基地、仪器设备更是想都不要想。”陈云贤无奈地说，虽然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实现了定编保收，但却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我们全县一年的农技站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分配到那么多乡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平时搞农技推广都要自己掏钱，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情，很多人早就偷懒了。”

　　加强农技站的标准化建设

　　“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农业的基本国情。拿广东来说，人均耕地不足半亩，每一户至多也就两三亩。”全国人大代表、广东龙川县赤光镇新润种养场场长何伟英说，依靠科技实现精耕细作，提升农业的产量和质量，是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但在基层农技推广环节上，除了陈云贤所讲的“三无”困境外，还存在人员偏少、技术结构老化等问题。何伟英说，我们那里每个镇基本只有一两个农技员，那么多村子，“一两个农技员就算连轴转也来不及，有些村等你到那边，水稻该病死的都病死光了”。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徐闻县龙塘镇东角村党支部书记陈雪荣说，乡镇农技员工作很辛苦，但很多时候力不从心，关键就在于年龄老化，缺乏活力；技术水平没有及时更新，跟不上农业生产发展的需求。“这几年都是一些50多岁的老同志在做，学不了什么东西，而年轻人招得又很少。”
　　代表们纷纷提出，要建立健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给农技员的定编和财政核发工资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紧接着的第二步就应该是农技站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至少以省为单位，搞一套农技站建设标准出来，同时确立日常运营的长效机制，包括农技员的技术培训、实绩考核制度。由于多处于欠发达地区，这一块的经费应该主要依靠省、市级投入来保障。”
　　对此，陈家记表示，今后，广东将加强农技推广和转化应用，计划每年建设300个乡镇基层农技推广示范站，同时，村里也要有专门人员。经过几年建设，相当一部分基层农技站的面貌可望有质的提升。

　　建立多元化农技输出、承接平台

　　每年300个示范站建设，这一块的投入已不在少数；再加上建成后长期运营的投入，政府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对此，长期在农村开展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的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瑞爱提醒“换个思路想问题”。
　　“单纯依靠政府供养的农技站，只能解决短期问题和低端问题。”陈瑞爱认为，农业发展的方向，应该是现代化、产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技术推广的根本问题是建立一套体系，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措施。现在，拥有比较高水平农业技术，同时也愿意去转化的高校、科研院所很多，最关键的就是建设好技术的输出平台和承接平台。
　　陈瑞爱说，未来农业技术的输出机构应该是多元化的，拿广东来说，目前有乡镇和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共5152个，今后还会逐步增加。相对于基层农技站，高校、科研院所、农业技术公司等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先进的实验检测设备和过硬的人才队伍，“应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将他们纳入农业技术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向农民提供无偿或者有偿的服务。而广大农技员可以通过他们的传帮带，成为一线实操人员。这样既省去了农技推广机构和设备重复建设的投入，又带动了一大批农技员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农业也面临着一个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陈家记说，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既难以承接农业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又难以抵御市场风险。从长远来看，要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农业向规模化、集中化方向发展，例如农民联合起来成立农业合作社，或者依靠农业龙头企业形成“基地+农户”的模式，从而形成承接现代农业技术的全新载体。“它们有实力与各种类型的技术推广机构实现合作，以市场化手段完成技术推广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技术持有者也实现了技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