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说了这样一段话：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在这位目光远大、魄力惊人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鼓舞下，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国股市开始迅猛成长。时至今日，股市姓资姓社早已不再成为问题；二十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巨大成就也是有目共睹。
　　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中国改革步入深水区，资本市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开始暴露，成为了一道道绕不过去的坎儿。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大业，正面临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此诚危机存亡之秋也”，而作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重要阵地，资本市场更是亟待破局。
　　在中国处于改革再出发的关键时刻，我国的资本市场需要正本清源，回归正常的市场功能；破茧化蝶，完成自身的制度嬗变。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被称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它综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维度，具有融资投资、资本定价、资源配置三大功能。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过去二十年来，中国证券市场在创造辉煌的同时，它自身的定位和实际作用也在时不时被异化——有时是国企解困的提款机，有时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舞台，有时是权贵资本的疯狂淘金地，有时又是全民狂欢的“赌场”。可以说，证券市场一直处于一种不健康或者亚健康的生存状态。这样一个市场，注定只能是一个重融资轻回报、投机风气盛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场所，股市的正常功能得不到发挥，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情感受到伤害。因此，中国资本市场亟待正本清源。
　　值得庆幸的是，长期以来证券市场功能扭曲的现象，开始受到足够的重视并得以纠偏。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不久就表示，我们应当把中国的资本市场建设成为自主创新的发动机、产业升级的推进器、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全球合作的粘合剂。这可以说是对于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形式的一个具体诠释。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正成为社会各方的共识。
　　资本市场在新时期需要攻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自身的制度嬗变。
　　2月初，郭树清向证监系统提出问题：“IPO不审行不行？”简短的一句话，明确透露出一个信息——中国的证券市场，将会强化市场的力量，减少行政的干预。或许，证券市场“去行政化”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郭树清说这句话，正是IPO三高（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现象饱受诟病之时，十几年来，股票发行制度几经改革，审批、核准、保荐、询价……花样繁多，但本质上仍然是行政化的审核制度。行政权力傲慢的背后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寻租空间，并且，这种行政化色彩浓厚的制度与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理念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郭树清新政”不能不让人精神一振。
　　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公开透明，在这点上，我们也开始感受到一股清新之风。譬如，从2月1日起，IPO企业预披露时间从发审会前5天提前至一个月左右，并首次对外公开IPO审核工作流程及申报企业名单。正是因为这一变革，才有了关于归真堂该否上市的巨大民间争议，抛开该公司是否应该上市这个问题不谈，这一举措本身，就是资本市场决策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可喜的进步。
　　事实上，近期监管层的一系列举措和规划，都是市场经济理念在资本市场上的实践——加大直接融资力度，下大力气培育机构投资者，高压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积极推进债券市场改革、消除政府为企业的信用背书，等等。我们说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方向不动摇，而资本市场的阵阵暖风，无不顺应了这一历史的要求和时代的趋势，正契合了这一宗旨的题中之意。我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衷心希望，资本市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大一些。我们既然用二十年的时间，就在规模和硬件上超越了不少百年老牌金融帝国，为什么不能在制度上、软件上勇于采纳、萃取国际上的先进模式呢？人类文明没有边界，世界潮流不可阻挡，资本市场，在资本的时代，更应该站在改革的前沿。
　　当然，任何变革都是博弈的结果，都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资本市场的改革，必然会打乱现有的利益格局，触及一些利益集团的神经。中国资本市场的既得利益群体，有神通广大的权贵资本，有权钱交易的政府官员，有疯狂圈钱的无良企业，有一夜暴富的神话主人，有为虎作伥的关联机构，有翻云覆雨的市场大腕，而主要的弱势群体，则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资本市场改革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打破这种利益格局，自然会阻力重重。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针对资本市场作了如下表述：健全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和退市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和权益保护；积极发展债券市场。文字虽然不多，但令人明显感受到党和国家对资本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坚定信念，这与我国资本市场正在呈现的新动向新局面也是高度吻合的。相信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嬗变，中国资本市场必将迎来新的大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的改革大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