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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文字稿-三评招工难：新生代为何会成“工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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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栏目评论员深入广东、四川实地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为何会有短工化“工漂”倾向？他们的就业诉求和价值观发生了哪些变化？《今日观察》正在评论。
主持人（陈伟鸿）：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日观察》，欢迎各位的收看。您可能曾经听说过“北漂族”，但是您听过“工漂族”吗？三年的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这是一位安徽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履历”。针对80和90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爱打短工，流动性比较高的特点，人们把这个群体叫做“工漂族”。“工漂”的出现对于当前的用工状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和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在就业诉求在思想观念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全新的就业观、价值观，企业、社会又应该如何来对待？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就此来展开评论。
我们演播室的两位评论员是张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院长曾湘泉教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看一看《今日观察》的评论员张鸿，在广东和四川所做的相关的调查。
张鸿（评论员）：在深圳的这家人才市场我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今天填写问卷的所有务工者年龄都低于30岁，就是80后和90后，我们现在说的新生代的务工者，那和上一代的区别在哪儿呢，他们对收入的增加是有要求的，去年的收入区间基本在1500到3500之间，今年的收入预期在2000到4000之间，当然，包吃住和社会保险也变成了一个基本的需求。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很多别的需求，比如说，户外活动要多，企业要经常安排一些文化活动，企业要有很好的文化氛围，甚至有几个年轻人，写下了企业的环境要优美，显然工作对他们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解说：在这家人才市场的调查样本中，持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有64.2％，大专以上学历的有28.5％，相比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因而，也有更高的就业诉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记者碰到了这个1992年出生的湖北小伙子。
外出务工人员：就富士康和华为，就这两家。
记者：你们就是奔着这几家来的，是吗？
外出务工人员：就奔着这两家。
解说：记者在佩服这位小伙子执着的同时，又惊讶的发现，他曾经在富士康工作过一年。
记者：你去年在富士康工资大概有多少钱？
外出务工人员：一般的话可以拿到2800。
记者：一般的拿到2800，那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接着干呢？
外出务工人员：家庭需要，要回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要回家。
记者：独生子是吗？
外出务工人员：对。
解说：在度过一个悠长的春节假期后，小何就又出来寻找工作。如果说他换工作比较随意的话，大他两岁的小老乡就是换工作有些频繁了，在两年之内，换了三个打工的地方，工作也说不好换了多少家。
外出务工人员：先开始在苏州那边干过，后来又在广州那边，后来才来深圳这边的。
解说：有着更高的就业诉求和职业期待，但换起工作却也毫不含糊，像他们这样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在少数，2月9号，上海火车站北广场举办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记者碰到了24岁的湖北青年蔡强刚，过去三年，他从云南到广州，再到深圳，一连换了四份不同工种的工作。
蔡强刚（务工人员）：（在云南）觉得工资太低了，又太累了，就没有做了，后来跑到广州去做普工，不过广州那边工资也不怎么样，别人都说往温州那边跑，到温州做化工，做化工工资还可以，（但是）太伤身体了。
解说：85后的陕西青年罗峰，过去几年也是一年换一个工作，他做过工人、餐厅服务员、小区保安等等。
罗峰（务工人员）：我感觉老是待在一个地方不舒服，总在一个环境里不好，我个人感觉不好，就想多接触一下（社会）。
解说：打工的“高流动性”与“短工化”已经成为85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漂泊，对“工漂族”不少招聘企业也深有同感。
陈浩（上海婚礼中心餐饮部经理）：半年或者一年，有可能老家或者是有什么事，他就直接就回家了，然后他不会跟你提就是说任何条件，如果你想留下他，你说有可能会加点工资，他也无所谓，他不关心的，然后他就直接说我一定要回去了，他就是比较自由，崇尚自由一点，对自己的岗位留恋程度也不是很高。
主持人：张鸿是刚刚从深圳回来，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番调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给你留下了非常鲜活的印象，有哪些你愿意和大家分享？
张鸿（财经频道评论员）：很惭愧，就是最直接的感觉是自己老了，和他们不在一个语境了，因为我原来提问的时候，基本上我大概预想被采访者有一个大概几个方向的答案。
主持人：对。
张鸿：往往会出乎我的意料，我说你最看重什么，出来打工？心情。
主持人：已经不是说薪水。
张鸿：对。
主持人：是到心情了。
张鸿：对，然后说你们别采访我，我电视里一看到，家里人看到我在外边玩儿呢，他们不高兴，我说你出来打工，还是出来玩儿的，玩了一个多星期了，然后钱花光了，说我再找工作看看，发型都是很奇怪的那样，遇到好多。然后很多用工单位也说，发型都那样，我们没法招他们进来，但是又不得不用。
所以在话语和他们交流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障碍，就是我自己反正也很纠结，但好在我们有这个调查，我拿了大量的这个调查，在文字上交流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能看懂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诉求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来说，工资和社保不用他们提，企业会自动地给他们。
主持人：就按照现在的标准。
张鸿：对，然后这个你看这是一个调查，这个是小王他说，起码让员工感觉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不仅工资待遇如此，工作环境、公司人文环境也要不断地提高，这是一个学历并不高的人他提出的，人文环境。
主持人：这里边很多要求其实真的是出乎大家的想象。
张鸿：对，希望公司环境优美，不要太偏僻，经常要办活动，这是一个小肖他说的；这个宿舍干净卫生，要有热水，他可能对工资要求那个，他说加班要多一点，这个是希望加工多一点，想挣钱的；还有希望提供晋升的机会，所以你看到这种诉求明显的和老一代相比，他多元了。
主持人：没错，张鸿所调查的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我把张鸿这个调查问卷上的其他的一些数据在这里和大家来发布一下，受访者当中的文化程度到底如何，我们来看一看，有7.1％的人是初中或者是小学，有64.2％的人是高中或者中专，28.5％的人他们的学历是大专以上。
我们再来看一看您是否是第一次外出务工，有88.1％的人选择的否，有11.9％的人曾经外出务工过。
再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您觉得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吗？你看78.06％的人都说没有，这当中就包含了张鸿访问的那个，还玩了一个星期的人，另外有19.1％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再来我们看一看另外一个假设，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话，64.2％的人说，我会多看几个地方再试一试，有4.8％的人选择的是我要考虑回老家去发展，有23.8％的人说我找一份工先干着，另外什么也不干的，另外一个选项没有人选，因为这个选项是什么也不干，那不行，我至少我得先活着。
可能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他们对于未来自己择业，自己找工作过程当中透露出来的一些诉求，我想问问曾院长，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这些想法会不会出乎你的意料？你觉得他们身上的这些变化是不是正在自己的预料当中呢？
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应该这样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劳动力市场新的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产业工人，就是我们现在叫农民工，其实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产业工人的特征。
因为这个群体其实我们叫80后，90后的人，他都跟他们的父辈都有很大的不同，他的不同点，一个是他们的环境，就是像父辈一代的人，他们都是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他们当时出来打工，第一代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我们知道其实他们都是为了生存，就获得一个基本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在那个时代温饱没有解决。那么现代的人我们去看中国基本温饱都解决了。
所以他们出来的意识、观念、择业的行为，这种我们都可以去理解的，那么这一代人，刚才调查中看的受教育程度要很高了。
主持人：对。
曾湘泉：就是小学的就很少了，所以整个跟中国教育水平提升有关系，同时他们的身上，也有很多特质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这些人，父辈他们都还有从农村出来，他们有一些务农的经验，那么这些人基本没有务农经验，他们其实也不愿意回农村去。
张鸿：回不去了已经。
曾湘泉：他们基本是很难回去，所以要融入城市，从过去的追求，一般性的保证一个温饱向更高的追求，更高追求其实我们看到他们那些讲的，要体面的工作。
主持人：包括人文环境都要满足我的心里要求。
曾湘泉：福利，工作生活平衡这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群体。
主持人：刚才在我们的调查和张鸿的外采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他们的诉求并不仅仅像父辈那样，是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而出来挣钱，他们现在有了越来越多元的一些诉求，那么这些诉求跟现实之间，其实往往还会有着一定的落差，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张鸿在外景进行的采访。
解说：在深圳的这个劳务市场，我们碰到了来自江西南丰的小曾，小曾和他的伙伴只是随便看了看招工信息，就放弃了继续在这里找工作的打算。
小曾：交了180，然后没去，钱用完了，没钱了。
解说：小曾说，之前在另外一个地方交了一笔钱，但却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出门带的一千多块钱，已经花光了，现在打算让一个老乡带他们去附近的一个工厂再碰碰运气。但是走出劳务市场之后，小曾和他的几个老乡，却一直在广场上继续晃荡，既没有急着去找工作，也没有离开。
这位同样留着有些夸张发型的小尧，看上去比小曾大几岁，同样是来自江西的他，自称对这边比较熟悉。他对小老乡们出来找工作的诚意，表示非常怀疑。
小尧：给我的感觉呀，如果染黄头发的话，基本上进场的话，别人第一感觉都是不会让你进的，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这头发不也红红的吗？
小尧：不是，我根本就没打算进场。
解说：我们发现从劳务市场出来后，小曾和他的几个伙伴，一直刻意的在躲避镜头。我们好不容易在广场的一角找到他们，在几番的询问下，发现这些孩子们的年龄小的让人吃惊。
小尧：反正他们跟我说他们没满18周岁。
记者：那他们找什么工作呢？
小尧：我不知道。
同期：小学毕业，他初一，我初二。
记者：你满18岁了吗？
同期：没满。
解说：小曾的父母在江西南丰的老家种植蜜桔，而小曾作为家里的独子，一个人跑到外面闯荡，如今这样的状况，很难让家人安心，这也许是他始终躲避我们镜头的原因。在反复交流之后，小曾和他的伙伴们，拒绝我们继续跟随他们，也没有透露他们下一步的计划，究竟是去找一份工作，还是像这样继续游荡下去。
今年刚刚18岁的晓珊，老家在广东潮州，这段时间她一直在为换工作的事情烦恼。
晓珊：我这个月就要辞职了，然后要等一个月，好长的，不知道会不会批。
解说：之前，晓珊在潮州老家曾经打过另外一份工，虽然工资比现在要高，但她还是辞了职，理由同样是不喜欢。
晓珊：工作我不喜欢啦，然后做了两年多，早就不想做了。
解说：晓珊目前的工作是在生产线上测试产品质量，按键、听筒、屏幕，像这样的动作，每天都要重复几百次，而每天下班后，她主要的休闲活动就是在宿舍里看看电视剧，一张小小的床铺，拉上窗帘，就是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小世界。
晓珊：我自己又什么都不会，就是想找一点，也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做，我也是在烦恼啦。
主持人：看得出来，对于新生代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向往城市，但是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但是似乎农村也正在离他们渐行渐远，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说，要在现在的城市里打工，恐怕难题有很多。
我们要来问一问这两位，当我们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从打工挣钱变成打工求自己发展的时候，这一刻我们该如何来面对他们？张鸿你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他们内心有这样一种纠结？我的愿望在这个城市是不是可以得到真正的实现？
张鸿：我觉得他们没有根，就是你说他们的根在农村，但是很多人都没在农村生活过。
主持人：可能是他们祖辈和父辈的根。
张鸿：我这里有一个数据你看，是北师大研究院的数据，80后、90后大概40％左右在老家没有承包地的，33％到36％没有宅基地的，然后30岁以下的，刚才曾院长也说了，没有务工、务农经历的超过了一半，55％。
主持人：而且我看到有一些调查说，他们老一辈的这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挣到的一分钱都会往家里寄，现在新生代的农民工可能不会把往家里寄钱摆在首要位置。
张鸿：因为老一代他根在农村，他在回到农村的时候，他是有成就感的，有认同感的，他能盖个楼。
主持人：对。
张鸿：但是现在这新生代，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被认同，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他开始要求企业要有文化，要有活动。
主持人：是不是他的这种心里满足感是无处安放的？
张鸿：对，所以有一些企业我去采访，有一些企业也意识到这一点，就说我这个企业原来选址有点偏了，然后这周边也没有什么服务设施，也没有卡拉OK，也没有网吧，这样的话，90后就吸引不过来，所以他们现在也在想办法怎么能让自己的企业有一点文化氛围，符合刚才我们调查的这些他们的要求。
主持人：对，我觉得对于这个新生代的农民工群体来说，这个城市毕竟还太大，太远了，跟他们最直接发生关系的就是自己的企业，所以当企业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些诉求上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变？
曾湘泉：这样，就是从现在来讲，不光是新生代农民工，其实大学生有一些调查，就是新一代的80、90后的人，他其实在整个的就是就业选择的要素的排序上变化。
比如我们去看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其实第一位是工资。
主持人：工资。
曾湘泉：那么第二，现在调查有很多大量的国外咨询公司，包括国内咨询公司做的研究发现，第一位不是，是什么呢，是职业发展；第二位是薪酬；第三位是绩效，包括工作生活平衡。他首先是职业发展，所以职业发展，所以刚才看到有一些调查问卷中他提出的问题，想从长期来讲，他们怎么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
所以从中国的企业来讲，其实面临一个，我刚才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实际上需要企业适应这种政策做调整，很多企业已经做了调整，我们看很多企业其实现在开始关注员工的整个其他的诉求，不仅仅是工资。
比如说我们说像企业中间应该有很好的文化娱乐设施等等，那么从理论上讲，其实现在我们研究发现是两个方面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工作生活平衡，就是不光是工作，人不是机器，是吧，人其实有家庭，我们的产业工人，中国要做中国制造，将中国的产业有竞争力，其实需要一大批优秀杰出的产业工人。所以他们给他们很好的工作、家庭的环境条件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说他必须考虑他职业发展，那么这两点都是企业现在研究很少，对策很少的，需要高度关注的。
主持人：在未来如何能够给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提供更广阔的职业空间？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拥有更好的安心生活的环境？这是考验我们的又一道题目。好了，稍后的节目继续我们的评论。
解说：从打工为挣钱到打工为发展，理想目标和现实境遇如何才能达成一致？又该怎样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发展出路？《今日观察》正在评论。
主持人：欢迎回到现场，今天的《今日观察》跟各位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究竟如何来帮助他们克服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短工化”和“工漂”的这种倾向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专家和学者的分析。
杨燕绥（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用工荒的问题，来自于我们的人口结构，按照我们的预测，2013到2015年期间，劳动人口开始下降，以后（以）平均每年700万的速度（减少），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国家针对人口结构还应该有更全面、更综合、更高层的规划来应对这个问题。
陈步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对于企业来讲，一定要克服短期化的用工观念，尽可能压低用工成本，劳动关系相对稳定一些，更容易让员工对企业更加忠诚，员工的劳动生产率也高，贡献的更多，对于劳动者这一方来讲，一定不要就是说在缺乏必要信息的情况下，这山望着那山高，要克服这些问题，那么工漂这个现象就会有效的克服，那么对劳资双方都应该是有利的。
主持人：曾经听过不少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感慨，他们目前的生活是迁徙复迁徙，工漂复工漂，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这个群体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困难，我们想问一问两位，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尤其是政府这个层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努力可以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这些短工化的倾向？
曾湘泉：我觉得中国其实在经济改革开放30年之后，其实要开始反思我们很多方面的内容，就是这个现象，比如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城市化战略，其实我们传统的就是大城市，像北京、上海一线城市发展，其实我们去研究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德国，特别像德国这种发展模式，中小城市特别受重视，它靠家里距离也不太远，生活质量比较高，就业质量比较高。
所以我们其实将来我们的就业和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这种发展战略应该考虑，要调整，这个非常重要，包括你看现在我们的大城市交通拥挤。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户籍制度，就是我们长期实行城乡隔离制度，把发展的产业工人称之为农民工，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称呼，它不是名称的问题，实际上说明他把这个东西，把城乡隔离固定化，城乡隔离其实这个东西在一定时期可以起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不符合中国发展。
所以政府怎么样去破除城乡隔离制度，改变户籍制度，让他们不但进入城市工作，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员，否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大的问题，比如到了春节，到了过年，我们这个城市就空了，没人了，那这个我们的生活也带来很大的问题，是吧。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应该推广更多的企业先进案例，让很好的企业，让这些经验传播，让更多的企业来学习分享这些经验。
主持人：树立标杆。
曾湘泉：这个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企业也没有经验，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确实也很困惑，所以我想推广一些好的企业经验，让他们去分享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张鸿你怎么看这些农民工身上，他们折射出来的这些问题，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尤其从政府层面而言，到底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反思和努力去做的？
张鸿：我采访了一个94年的小女孩，她是从另外一个地方，3000块钱一个月，然后跳槽到深圳去2000多块钱，她就觉得深圳挺好玩的，是朋友介绍的，然后到了深圳以后，干了一段时间，她现在又想辞职，她已经写了四次辞职信了，没被批，因为女工、女普工比男普工企业更重视。
主持人：更难招。
张鸿：不放她走，不放她走，她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她就说，如果再不放我走的话，我就自退，自己就走了，这样的话，一个月工资没有了。我说你为什么就这样跳来跳去？
主持人：这么决绝。
张鸿：对，对，她说我学历也低，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是其实她个人是盲目的，个体的，就是一个一个个体她盲目，可能我们没法责备她，但是我觉得在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一些职业培训，过去的一些职业培训，一些就业的指导，在4万亿投资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大笔的投资投到了职业教育上面，政府是给补贴的，不知道现在为什么这些出来打工的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任务政府的培训。
所以无论是劳务输出地，还是留人的地方，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愿意有人然后来培训他们，一点一点培训他们，但是政府也应该有这样长期针对他们的一个规划，让他们不要那么盲目，毕竟未来我们已经知道，肯定是这个相对来说稳定的劳务关系，对企业、对个人，包括对地方政府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要为那个做准备，就是他们个体选择跳来跳去，完全可以出于爱好这样，但是从政府、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应该想办法能够把他们留住，把根留住，这个时候需要，其实需要有真正的，前天我节目当中说诚招，如果你真的想让他来的话，你得真的有诚意才行。
主持人：其实刚才张鸿讲了一个他采访当中的例子，那位打算从深圳辞职的小姑娘，她眼中的这份茫然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认真去思索和关注的，我们希望在他们的眼中看到更多的一些希望，他们也有理由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成果，那么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愿望，两位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张鸿？
张鸿：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的劳动者都是最珍贵的财富，所以你如果还想留住这些人的话，必须以最大的诚意，叫非诚勿扰，来留住他们，这个时候是什么，你就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真心想留我，我是一个归人，不是过客，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可能很容易，需要相关的整个的一个配套措施来证明你的诚意。
曾湘泉：当然最后我也跟这些用工的人，个人提出建议，就他们其实个人来讲也没有必要这样不断地去换工作，因为从人力资本投资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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