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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吉林、四川等地，保险公司在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过程中，种植业保险利润低、养殖业保险风险高等问题较为突出。结果，农业保险成了“不赚钱的买卖”，保险公司积极性受挫。
种植业保险：受灾面积难确认
吉林省公主岭市农村总人口约70万，农户总数近17万户。目前，当地在种植业上参保的农户达到13万户，投保品种都是玉米。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强介绍，按照制度设计，减产的程度不同，赔偿的标准也不一样。以一公顷玉米为例，九成损失以上算绝收，可获得最高赔偿3000元每公顷，如果减产三成半，则仅赔偿60元。
“由于现场查勘比较困难，定损的时候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所以遇上普遍受灾的情况，只能是按照上限封顶赔付。”李强说，2007年、2009年的旱灾比较严重，当时普遍受灾。其中，2009年的时候有上万户农户减产超过六成以上，在当地24个乡镇中，有8个乡镇受灾严重按照150%封顶赔付。结果2009年共收保费3300万元，赔偿出去3000万，去掉经营费用，保险公司基本无利可图。
江苏省淮安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现在由中华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由于政策性农业保险面广量大，中华保险公司一家企业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特别是水稻灾后核损评估和保险赔付工作都集中于一时，保险公司人员不足，只能依靠村组干部。
淮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振华说，一些村组干部没有很好发挥村组核报的作用，导致虚报受灾面积的问题比较普遍。以2008年水稻查勘为例，全市村组干部报灾面积21.6万亩。然而，近百个查勘人员起早带晚历时月余查勘后，最终确定其中的7.8万亩达到了理赔标准，只占上报受灾面积的36%。
养殖业保险：风险过高难拓展
能繁母猪出险频率高，是所有承保险种中赔付率最高的险种，风险过高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养殖业难以拓展。
在江苏省溧阳市，人保财险溧阳支公司几乎每天都接到1至2头死亡报案。该公司2009年全市投保能繁母猪1.19头，实收保费71.46万元(农户每年自行承担仅12元)，全年赔付1363头，赔款总计136.3万元，赔付率207.55%。2010年全市投保能繁母猪7140头，实收保费42.84万元，全年赔付701头，赔付总计75.5万元，赔付率176%。
人保财险四川省泸州市分公司总经理王敏说，农户在投保后欺骗保险公司或者对保险标的管理不善或放任不管，也给农业保险经营带来道德风险。在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中，造假骗赔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如2008年叙永县有1800多件赔案现场照片雷同，甚至有个别乡镇兽医站人员把同一张假现场照片以10至20元的价格卖给农户造假索赔。
江苏无锡市惠山区农林局局长陆惠东介绍，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一定范围内存在少损多报、轻灾重报、争赔款、要照顾的情况。如能繁母猪，虽然在投保时每头投保母猪都有耳标登记号，但在现场查勘时发现有的死亡母猪耳标号难以辨认或已丢失，难以区分哪些是投保的，哪些不是投保的。所以不可否认有未投保农户向投保农户“搭便车”现象。
人保淮安分公司副总经理柏基年介绍，由于历史原因，人保淮安公司的农险业务实际上就是能繁母猪保险一项，险种单一、业务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2010年，在洽谈续签合约时，政府仍坚持维持原有的联办格局和承保方式，在多次协商未果情况下，该公司决定不再续签能繁母猪联办共保协议。
农业保险公司难赚钱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了解到，自然灾害发生频繁的地区和风险高的农户愿意投保，自然灾害少的地区和风险低的农户则不愿意投保。此外，一些地方的农户虽主动上门要求投保，但只愿意选择地势低洼、年年受灾的部分农田投保，而对相对不容易受灾的农田则不愿意投保。这种典型的保险市场“逆向选择”问题使农业保险成了“不赚钱的买卖”。
安华保险公主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强说，2010年保费1100万元，赔偿连同运营费用500多万元，赚600多万元，其他年头都是保本。公主岭规模化养猪的比较多，凡是规模大户，防疫管理都比较好，生猪死亡率很低，所以很多养猪大户都没有参保。散养的特别容易死，他们虽然参保的多，但是保险公司很难赚钱。
吉林省的一些干部反映，按照政府引导、商业化运作、自主自愿的经办原则，政策性保险产品条款、费率的制定权在保险公司和保监部门。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保险条款、费率等承保条件大多是由省级财政、农委等政府部门制定的，保险公司只能被动接受。部分条款保险责任过于宽泛、费率水平偏低，保险公司缺少话语权和自主性，使得条款制定和费率厘定不能完全符合保险原理。这也是导致农业保险“赚钱难”的原因。
长期研究农业保险的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金淑彬认为，保险是以大数法则为基础的，即投保主体越多，保费率越低，保障的风险也越小。然而，目前不少农业保险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大数法则就难于正常的发挥作用，最终导致：或者农业保险的保费过高，或者经营农保的公司亏损，或者国家补贴太多而财政包袱过重，或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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