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学人》周刊1月31日文章】题：正在没落的中产阶级（作者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教授白波濑佐和子）
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引起金融危机，随后又爆发欧债危机，宏观经济变数丛生。受此影响，发达国家近年来普遍出现日益明显的“中产阶级危机”。
企业和家庭均面临各种不稳定诱因，已不能凭一己之力渡过难关，看不到未来的现状不仅在日本，还在欧美等各发达国家普遍引起中产阶级萎缩。
全球中产阶级萎缩加剧
2010年1月，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报告指出，一方面很多美国人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另一方面，能够维持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却在减少。所谓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即热衷于子女教育、享有优越的居住环境和为未来医疗费的增加做打算。
受2007年次贷危机影响，至今仍有很多美国人负债累累。此外，美国失业率2009年10月突破10%，之后在9%至10%徘徊，至今仍处于8%至9%的高位，美国经济独霸天下的局面戛然而止。而且，2010年中期选举以来，保守派草根运动“茶党”崛起，去年下半年呼吁公平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反映中产阶级积郁情绪的现象层出不穷。
在英国，1999年就出现不上学、不就业和不受训的青年群体（“尼特族”现象），而其人数近来创下新高。据英国教育部统计，截至去年11月，年龄在16岁至
24岁之间的“尼特族”人数达116.3万人，同比增加13.7万人。除数量上增加外，“尼特族”的长期化问题也受到关注。另据观察，“尼特族”现象还涉及英国社会顽疾“贫富分化”问题，家庭越贫困的孩子就越容易沦为“尼特族”。
对此，英国政府出台两项政策。一是对低收入群体家庭的孩子提供重点就业帮扶，二是对雇佣见习生的小企业发放补贴，但这些政策尚未见效。
处于欧元危机风口浪尖的欧洲大陆也被蒙上一层阴影，这里也可看到中产阶级普遍萎缩的现象。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MU)通过扩大经济圈加强了经济实力，但希腊债务危机表明，这种“纽带”带来风险。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统计，从2000年到2007年，德国在收入中间值范围内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从62%降至了54%。
那日本又如何呢？根据笔者牵头的基础研究项目
“关于解析少子老龄化社会阶级分化和构筑公共性的综合性实际验证研究”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间值范围内的”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已从51.9%跌至45.6%。
“中产阶级衰败”早有预兆
那么，所谓的中产阶级原本指哪一群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将社会划为富裕阶级、中产阶级和贫困阶级三大群体。他认为，由少数富裕阶级和多数贫困阶级构成的社会极不稳定。这里的中产阶级指不上不下的阶层，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结合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日益壮大的白领这一新工种，对中产阶级进行了探讨。他在1951年出版的《白领》一书中，对作为现代化标志的白领群体发出警告。赖特·米尔斯认为，白领群体扩大乍看之下似是繁荣的标志，但归根到底，他们不过是批量生产和批量消费式生产体制中的齿轮之一。考虑到中产阶级是社会繁荣度的一大指标，因此也许可以说赖特·米尔斯当时就预言到了近年来“中产阶级衰败”的事态。
看待今天的中产阶级时，重要的是在质量层面上看其前景和稳定程度，而不是只看数量。如果是长期雇佣合同，人们就可以在过日子的同时规划10年后的生活。如果人生规划从长远看一路向上，那即便眼下生活艰辛，人们也可以勇往直前，以换取一个有保障的未来。但如今发达国家普遍前景严峻，以至于谁也不敢断言自己未来可以过上安逸的生活。最严峻的现实是，子女比父母富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企业家庭式保护伞”消失
日本中产阶级的出现是经济高速增长所致，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中产阶级的定位与如今大不相同。首相野田佳彦在去年的国际劳工组织亚洲太平洋地区会议上提到，“一亿总中流时代”（即全民中产）的中产阶级一直受到优越的社会保障制度扶持，但事实绝非如此。其实，中产阶级之所以在“一亿总中流时代”登场，有两个背景原因，一是他们对社保制度的需求较低，二是经济增速很高，并非得益于扶持中产阶级的制度。
在高增长时代，日本在有“人口红利”之称的大量青年人口的支持下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然而如今，现役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数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日本步入了“人口重担”时期。而且，在低增长期的今天，经济蛋糕的扩大预期不如以往，政府将被迫一边注意有限的财源，一边调整社会保障制度。
其次，日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受到高增长时期全民雇佣制度的支持，依靠企业和家庭的强力合作才得以实现。也就是说，过去企业可以通过“包办”形式保障劳动者的一生及其家庭，他们的人生规划也是在这样的“企业家庭式保护伞”庇护下实现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日本实现高经济增长奇迹的关键就是以终身雇佣和年资制度为代表的日本式雇佣习惯。可以说，高增长期的“厚实的中产阶级”是在企业和家庭强有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存在。
然而时至今日，企业福利和家庭这两大支持中产阶级的支柱不断动摇。如今的中产阶级面临经济全球化这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而且，支持社会经济的主力军亟须更替或加入新成员。
因此，作为第三大支柱的政府和行政备受期待。日本需从以企业和家族为中心的日本式福利国家演变为以企业、家族和政府团队合作为基础的新型福利国家。换言之，日本已来到这样一个时期——那就是必须在全球化经济新格局大背景下孕育这个老龄化社会中的
“新中产阶级”，并加以保障，而不是沉湎于过去，试图实现“一亿总中流时代”的中产阶级。
亟须建立新的社会模式
从字面上理解野田首相所谓的“扩大中产阶级”，需要实现两点：一是托起跌入贫困深渊的底层群体，二是从上层群体征收重新分配的资金。有人认为，实现强势的重新分配政策要建设瑞典式社会福利国家。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瑞典劳工组织职能强大，在参加型社会中起到核心作用。而在日本，很难说劳工组织的核心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而且，所谓老龄社会，是指和劳动市场毫无关系或者只有部分联系的退休群体占多数的社会。
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社保财源问题，政府需提出一个“共担痛苦”的具体蓝图。人们的意识具有受当下社会结构左右的倾向，根据民调结果决定新制度的可取性或做最终决断是危险之举。不少人认为，公众必须承受包括增税在内的新负担。问题在于，针对政治权力结构，政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无禁区改革”。
日本已步入成熟社会，实现和过去一样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很低。同时，作为各国都未曾经历的超老龄社会的“课题发达国家”，日本必须建立一种新社会模式。为此，至关重要的是重建一向被视作最薄弱环节的日本政治，首先就要有强势领导力。
建立新政治经济模式，需要我们以冷静的思维和热切的激情规划社会制度，而且要看破一个“陷阱”——不要谋求同时实现高生活水平和高经济增长。据认为，这需要政府持之以恒地通过对话履行说明责任，行政决策迅速及时，而最重要的，莫过于挑战顽固寄生在现有社会制度中的既得利益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