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前在此举办欧债危机研讨会，大厅里才坐了一半人，如今举办同样的活动，整个大厅座无虚席，可见欧债危机恶化的局面。”从伦敦飞到华盛顿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客座研究员彼得·布恩如是说。
　　在旁观者看来，如果将空间坐标挪至大西洋的另一侧，布恩等欧洲人所烦恼的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美国的市政债问题，两者的异同之处可以让我们从另类视角来看待欧债危机的制度性“阿喀琉斯之踵”，也有助于寻找修复“死穴”的“冥河之水”。
　　如同美国各州都发行用美元计价的市政债一样，欧元的出现减少了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汇兑成本。若把市场定海神针般的德国、北欧国家的国债视为美国财政部国债，那么欧元区其他国家发行的国债则近似信用评级不一的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由于投资者对美国地方政府养老金负担沉重和税收增长乏力担忧，美国市政债收益率近期出现总体收益率上扬的趋势，这和投资人担心欧元区重债国经济衰退引致税源下降的恐惧也很近似。美国市政债曾出现过加州、伊利诺伊州危机，但至今未升级为系统性全面风险，但蔓延两年有余的欧债危机尚未止息，细究之后，能发现欧元区国债和美国市政债至少存在如下四重差异。
　　首先，大西洋两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财政联邦主义。美国的征税主体在联邦政府，而欧洲很多国家的征税主体在地方政府，加上强大的美元储备货币效应，理论上没有举债限额的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对各州进行有力的财政转移支持。按照美国联邦议员的“行话”，就是把“肉”带回所在选区，在医保、失业救济、食品券这些关乎民生的项目上，美国联邦政府扮演了关键作用。尽管奥巴马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金里奇讽刺为“食品券总统”，但联邦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帮助地方政府熨平经济周期，联邦政府资助的各类培训项目也有助于帮助竞争力较差的各州提高经济竞争力和降低失业率。而在大西洋的彼岸，由于很多欧元区国家的出口存在同质化倾向和竞争压力，德国等国主观上不愿对其他弱国提供财政援助，《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又在法律上避免了欧元区国家间的跨境财政转移。
　　其次，欧债危机阴霾不散的体制性缺陷是不完善的经济、金融、财政一体化格局，货币联盟缺乏财政联盟和经济联盟的支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认为，欧元区是“只搭了一半房梁的危房”。按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所述，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有每周定期会餐机制，双方能频繁在席间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事宜。按照该标准，欧元区各国间的财政政策协调以及各国财政政策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紧密程度逊色很多，欧元区要建立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阻力重重。
　　此外，美国绝大多数州、市政府都有平衡预算的法律要求，而且基本上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唯一没有执行平衡预算要求的佛蒙特州政府数十年来也基本做到预算平衡。美国地方政府和议会的成员往往是民主党、共和党共同坐庄，因而也提供了政治风险共担平台；为了实现预算平衡，裁员、减薪、提高公共服务收费标准等手段会轮番上阵。这对于面临更大选举压力的欧元区各国政府而言，则是会赌上政治生命的危险之举，减少公共福利的棘轮效应造成财政纪律持续松弛，债务风险也不断累积。
　　最后，布恩等专家认为，尽管欧元区政府的主权债和美国的市政债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规模不在一个重量级上。美国市政债的总规模约为2.7万亿美元，而仅是意大利一国的主权债务就与该规模相当。欧洲银行业风险和各国主权债务之间的交叉传染使得危机不断发酵，使得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欧洲“市政债”大到无药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