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2日，西峰至长庆桥至凤翔路口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连接了陕西、甘肃两省，成为西北地区与沿海省区经济交流与合作的纽带。新华社记者　梁强/摄

    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是中央发展西北最重要的举措。12年间，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不仅使西北的基础设施、民生、“退耕还林”有了巨大发展，而且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促进经济、生态发展的可观“红利”，大大增强了西北的元气。不过，由于招商引资中的失策，以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西北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也由此受到了限制。

　　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投资“红利”

　　西部大开发给西北带来的最显著成就要数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它使西北原本极为落后的基础设施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并成功地拉动了更多的投资进入西北。
　　在西部大开发启动前，即1998年，西北基本建设总投资还不及广东一省的39%。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西北在与东部竞争、吸引外来投资时处于绝对的劣势，也使得经济增速远低于东部。而西北经济增长不足，又导致地方缺乏足够财力，无法改善现有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更加难以改善。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何风隽把这种情况称之为欠发达地区的“增长陷阱”，他认为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冲击与内部机制的再造，西北是很难走出“经济落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投资环境难改善-经济增长受制约”的怪圈的。而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西部大开发，大搞基础设施，恰好产生了强大的外力打破了原有的怪圈，使西北成功地走出了“增长陷阱”，并随之带来了丰厚的投资“红利”。
　　据陕西、甘肃两省发改委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两省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在西部大开发期间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999-2011年，陕西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不足200公里增加到了3800公里，甘肃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由13公里增加到了2000公里。

　　发展民生带来消费“红利”

　　西部大开发在西北取得了另一个巨大成就，就是西北1亿人口的民生得到了显著改善。12年来西北人均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贫困人口逐年减少，养老、医疗等各项社会保障事业在城乡逐步推开。迅速发展的民生使得西北老百姓手中的闲钱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购买力空前提高，这又有力地带动了西北消费的增长。
　　以新疆为例，西部大开发的12年是新疆自治区政府投入民生资金最多、各族人民受益最多的时期。新疆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已从1999年的5428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13644元。西北民生的改善，使得老百姓的购买力空前提高，消费增长迅猛。以陕西省为例，2001年陕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665.12亿元，而到2010年陕西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增加到3220亿元。
　　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由于西北地处我国内陆，外贸依存度低，经济主要由投资和消费带动，因而民生改善带来的消费“红利”对西北尤为重要。石英强调，由于投资不可能长期高位增长，西北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实际上最终得看消费是否带动起来。西北今后应进一步发展民生，使之带来更多的消费“红利”，最终使消费能逐渐取代投资成为推动西北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退耕还林”带来生态“红利”

　　西部大开发除了带来投资、消费等经济“红利”外，还通过国家“退耕还林”等政策给西北带来了可观的生态“红利”。
　　据调查，目前西北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仅到2009年底时，甘肃省就完成退耕还林2618.3万亩，退牧还草6820万亩，实现了6000多万亩国有天然林全面禁伐。陕西省累计完成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3550万亩，森林覆盖率由退耕前的24%提高到37.3%，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宁夏完成国家下达的退耕还林计划任务1229万亩。
　　“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给当前的西北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生态“红利”。据宁夏林业局局长王德林介绍，宁夏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已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累计治理水土流失已超过2万平方公里。
　　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双萍教授对记者说，“退耕还林”带来的生态“红利”如今在西北一些地区已逐渐显现，而且随着大开发的继续推进，这些地区可在很长一段时间享受这些“红利”。正所谓“十年打基础，百年得实惠”，“退耕还林”在这些地区带来的生态“红利”将会持续很多年、惠及子孙后代。

　　西部大开发中的的遗憾

　　西部大开发给西北带来“红利”的同时，由于招商引资中的失策，以及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西北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也留下了不少遗憾。
　　在刚开始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时候，由于过于追求招商引资的数量，西北一些地区出现了“招来女婿忘了儿”的现象。一些官员对外来投资极为热衷，而对本地的企业发展却置之不理，有的官员甚至一味地提出要解放思想，要“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对本地企业的发展并不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这一期间，西北不少产业的重要企业都委于他人，给西北经济之后的发展带来很多消极影响。
　　如目前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的汽车工业，西北原本有一家制造轿车的西安秦川汽车厂。但是，当时的一些领导对西安自己发展小轿车没有信心，他们没有像安徽芜湖的领导支持奇瑞汽车一样支持本地轿车发展，而是在2003年把西安秦川汽车厂卖给了深圳的比亚迪。比亚迪借此不断做大，成为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的重要生产商，西安则只能成为比亚迪四大汽车产业基地中的一个生产基地，丧失了发展本地轿车的机遇。
　　此外，西部大开发积极提倡的生态建设也给西北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限制。如位于陕西南部的汉江和丹江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涵养地，汉江和丹江流域数百万老百姓在搞西部大开发时就无法发展他们的一些优势产业。据了解，陕西南部的农民素有种植黄姜的传统，其种植面积曾占全国一半，是陕南贫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西部大开发刚开始后，陕南发展起了黄姜加工业企业，但这些加工厂每加工150吨黄姜生产1吨皂素，平均要排放污水600-800吨，废水中的COD含量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50倍以上。这些废水排入汉江、丹江后，严重影响着建成后的南水北调工程的正常运行。为此，陕南关闭了大批黄姜加工企业，种植黄姜的当地农民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失。
　　西北一些经济专家对记者说，西北招商引资中出现的“招来女婿忘了儿”的现象非常值得关注，政府官员在发展本地经济时应有通盘、长远的考虑，要为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努力。同时，对于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政府也应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要给农民指引一条既环保又致富的路子，或是采取生态补偿的方式，如建立西北生态补偿基金，用来补偿因国家生态工程而导致的老百姓的损失，以此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