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上次金融工作会议到现在，5年来世界经济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成功应对这场国际金融危机？
周小川：2007年金融工作会议设定了一些重大金融改革、发展、开放方面的安排，但随后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危机爆发的速度超过大家的预想，对我国的冲击明显加大。之后，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危机冲击上，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振信心，扩大内需，促进了我国经济率先实现企稳回升。
随着中国经济向好势头逐步巩固，通胀预期和价格上涨压力也有所加大，我们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取向、节奏和力度，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引导货币条件逐步回归常态，有效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妥善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这5年来，金融宏观调控工具体系进一步丰富，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调控机制建设和转型取得重大进展，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前瞻性进一步提高，有力促进实现了“稳增长、抑通胀、减顺差、扩内需、调结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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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对通胀仍不能掉以轻心，宏观调控面临更多“两难”选择 |
记者：回顾2011年，从年初比较密集的宏观调控到微调，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宏观政策出现了一些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如何看待2012年的经济形势和相应的政策选择？
周小川：总的来看，2012年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都会比较多，对此一是要注意观察，二是要加强政策的储备，做好应对。
从国际上看，欧债危机的演变、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的减速等问题都存在，如果这些因素加总在一起，外部环境就不太好。更重要的是，国际经济瞬息万变，发展态势目前看不太准，因此要对这些情况准备一些应对。
从国内经济来看，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出口增速有所放缓，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明显增大。同时，影响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特别是土地、劳动力、环保成本因素长期存在。今年又逢地方政府换届，各地推动城镇化、工业化的热情都很高，对通货膨胀仍不能掉以轻心。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和叠加，使宏观调控面临更多“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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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货币供应总量适度，不应由于结构性问题而一定要去调整总量政策 |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2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为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这和2010年年末提出的“稳健”有何区别？
周小川：“稳健”一词的覆盖面比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了宏观政策要有灵活性、针对性，同时加强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我们会密切观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来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要做好外部环境比较差的打算，同时对于抑制物价上涨过快也不能放松，还需要合理管理通胀预期。此外，结构调整方面任务也还比较艰巨。宏观政策对这些问题都还需要作出权衡。
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实现稳中求进，需要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里面既要有数量型的调控工具，还要有价格型的调控工具，既要有传统的调控工具，也要开发一些宏观审慎性政策工具，要做到尽量齐全地摆在那儿，做到在干活的时候都能找到，随时有合适的工具可以用上。
记者：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钱荒”这个词被媒体频频提及，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进一步凸显。这是否意味着2011年货币供应量的水龙头关得有点紧？
周小川：应当说，去年货币供应总量的把握还是适度的，否则也不可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势头。与此同时，去年在银行业的努力下，中小企业贷款增幅高于全部贷款增幅，增幅之高近年来少见。由于一些成本上涨、产业链上存在拖欠等因素，使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仍然感到经营困难，需要在结构上采取更好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我们不应由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使某些环节缺少资金而一定要去调整总量政策。如果传导机制不畅，总量政策的调整不一定能使资金到达所需要的地方去。
记者：从去年10月起，外汇占款连续两个月负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出现了资本流出的趋势？
周小川：从近期情况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影响到国内的外汇市场，影响到资本流动方向的变化，应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让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均衡水平，届时资本不是只在一个方向流动，而是有流入也有流出。目前一定程度的资本流出，与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方向并不矛盾。
记者：近期国内外汇市场多次出现人民币汇价触及汇率浮动区间下限的情况。未来汇率浮动区间会不会扩大？
周小川：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在正负5％。区间以内。未来，随着资本流入流出相对比较均衡，扩大汇率波动幅度的条件会比较成熟，汇率的浮动区间可以进一步扩大，这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参与者提出的交易决定。波动幅度的扩大并不意味着汇率的平均水平会呈现朝某一方向上的明显走势。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利率市场化的呼声很高。“影子银行”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变相的利率市场化。怎样看待进一步改革的时机和其中的风险？
周小川：利率市场化始终都在推进，思路上没有太大障碍，具体操作上主要是要考虑顺序安排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从顺序安排上讲，首先是通过改革，使得金融机构实现硬约束，这样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都比较端正了，价格放开问题就不太大。过去有些改革还没有得以推进，软约束的金融机构往往在揽储方面的积极性过高，缺乏自我约束导致非公平竞争，从而对整个银行业健康发展不利。应当说随着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和成功上市，金融机构的软约束和公平竞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利率市场化改革有条件进一步推进。
从国际国内形势上讲，我国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恢复最好、发展最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的资金价格平衡点可能较高。而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是零利率，在利率缺口太大的情况下推进利率市场化会吸引资本流入，造成较大的压力。
另一方面，要稳增长、扩内需，就要刺激消费。在储蓄偏多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居民减少一点储蓄，多一点消费。而推进利率市场化，如果存款利率向上浮动，就和扩大消费的目标不完全一致。总之，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时机需要权衡。
有能力控制和消化地方财政的债务问题
记者：今年是地方融资平台还款的高峰期，再加上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融资平台是否会给金融体系造成新的冲击？
周小川：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总体来讲仍处于可控状态，目前中央对这一问题给予高度重视，要清理，要规范。与此同时，银行体系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在这方面的风险管控能力也有较大提升。
当然也有一部分不够规范，属于在清理规范过程中。但要看到，中国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总体处于国际上比较低的水平，我们有能力控制和消化地方财政的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