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会议精神高屋建瓴，内容宏大宽泛，是来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会议指出，无论国际、国内的经济怎么复杂怎么多变，都必须“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这比2008年第一次提出以扩大内需转变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的战略构想，更为具体明晰，也更易贯彻落实。不妨将其看作之前扩大内需构想的升级版。
　　道理简单。因为扩大内需，就是以更好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用日常生活语言来说，就是老百姓可以在国内市场上买到更好更多的东西，也越来越有能力进行更多更好的消费。上升到经济理论，可以总结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应同步发生。
　　将如上理论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相联系，就能更好地理解这次会议所要达到的战略目的。那就是：“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前提，还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这是具体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宏观战略的核心所在。
　　首先，从宏观角度说，本次会议五大任务里第一任务就指出，“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这清楚指出了提高国民收入和满足国民需求的关系：没有平稳的经济发展，就不会有国民收入的稳步提高；没有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的关系，就不可能有平稳的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物价水平；而没有合理的物价水平，物价波动剧烈，国民消费质量就不能得到保证，从而“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就会是无稽之谈。
　　其次，从微观层面说，内需作为经济社会现象，终究是在市场消费过程中完成的。这个过程是复杂的，也是具体的；既是经济运行的管理，也有制度环节建设，更有面对具体的情况应该怎么实践的问题。本次会议所提出的第三和第四大任务，很好地为此微观运行做了战略性指导。
　　如第三大任务在强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 的宏观角度后，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工作意见，如“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拓宽和开发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强化监管和服务，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行为，让广大群众放心消费、安全消费”。
　　把提高居民收入和优化消费环境相提并论，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高度上是首次。实际工作中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如何优化消费环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更多努力，但万事都有起点。
　　依据会议第四大任务所明确的目标，对于这个起点正确的理解，当为改革目前的税收制度。
　　会议第四大任务指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这都是针对“扩大内需”的具体改革税制的要求。这不难理解，因为税收是国家调节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手段。
　　在同等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长和税收的下降有密切关系。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就避免了重复征税，而这两项税种都是流转税（在中国还是价内税），其税负最终的承担者都是消费者，是居民在消费时要从可支配收入里额外支出的。消费税的性质也基本如此。随着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过去的很多税种和税率显而易见是不合适的。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结构来看，上述税收改革只是开端，还不是通过税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居民消费的全部。因为居民收入是以可支配收入为真实收入的。一般而言居民总收入包括个人所得税、公积金、养老基金、医疗基金、失业基金等，这些居民必须缴纳的税费支出，理论上说这只是居民的名义收入，却是居民不可自由支配的刚性支出。要全面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些税种的改革也应在不远的将来提到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中。
　　1994年税改以来，中国税收增长速度远超同期国民收入和经济的增长，造成了国家高度分享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却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的现实。这个事实若不能得以根本改善，“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也会是无稽之谈。从这个角度理解，结构性税改将是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