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面对的一个很现实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如果欧美经济持续低迷，出口增长减缓，那么民营企业、特别是传统的以劳动力成本为主要竞争力的劳动力以及房地产调控之后从房地产退出来的一部分劳动力，这一部分的就业转移到哪里去，直接涉及经济转型的进展，以及中国社会的稳定，所以相应地就要给它找一个新的增长点。
　　那么，加速城市化，放松服务业的管制，打破垄断就成为必须走的那条路。比方说出租车，一方面出租车不容易打到，另一方面呢，你又申请一个出租车牌照很难，所以作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真的允许你买一辆车，挂一个牌照就可以申请一辆出租车的话，它就会吸收很多的就业，当然它也有管理方面的问题，但确实能吸收很多的就业，它就不会被比较高的审批门槛来设置过多的中间环节，过多的行政审批。
　　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类比，我印象中上个世纪90年代时，每年冬季，北京的每个单位都要专门组织储存过冬的大白菜，家庭买不少储存在阳台上，北京市也是作为十分重要的工作，街上经常出现长长的排队买大白菜的现象，现在放手交给市场之后，运行得井井有条。所以要激活新的增长点，简单一点地判断，就是看哪些地方排队排的长，排的越长，说明现在的管理制度效率越低，解决的不好，借鉴大白菜的做法，放开交给市场来做。
　　前段时间，有一个中央媒体在经济工作会议之前，询问一些学者对经济工作的建议，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让每个人谈一个当前最急迫的问题和建议，我说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要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要扭转审批越来越多，商业成本越来越高，垄断企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降低经济活力的问题。我们要拿出足够的勇气来打破这个垄断，降低这个门槛，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以前不能进入的领域，比如教育、医疗、通讯等，这不仅可以促进经济转型，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活力。
　　我们看到，温州和鄂尔多斯这些地区出现了局部的高利贷问题，其实背后反映了中国的民营经济转型缺乏方向的迷茫感。现在低端出口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在没有其他领域投资的情况下，要么转向房地产投机，要么转向矿产投机，要么盲目地转向自己难以承受的资本投资规模庞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温州的问题反映了产业升级的迷茫，也反映了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迷茫。国民经济要引导民营企业进入新的领域，让中国的民营经济有盈利的空间，而不仅仅是房地产、资产这些炒作投机里面，这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十分关键的。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相对的中速增长期，有利于促使政策出现明显的突破，比如放松管制的措施，比如扩大内需，比如减税，包括社保、医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等等，再比如说我们向农村的投资，还有围绕民生、文化的投资，都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也包括在服务业放松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