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依然笼罩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国际市场展开激烈角逐，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相伴相随；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积极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的发展。
2011年12月12日，北京嘉里大酒店，各行业的领先人物齐聚央视财经频道主办的“2011cctv全球财经论坛”，共同探讨增长的品质和寻找中国在全球变革中的可持续动力。
改革，变革中的可持续动力
在关于“寻找全球变革中的可持续动力”的发展主题论坛上，无论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还是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无论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还是来自海外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斯蒂芬·欧伦斯，尽管观点各有差异，但“改革”都是他们的关键词。
“结构性的改革尤其是体制改革提供着新的动力。”陈志武这样认为。
“任何的问题从本质上讲必须要变革，必须要改革，必须要搞制度的创新，不搞制度创新、不变革，只是短期对付一下，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李稻葵也有同样的表达。
在樊纲看来，变革中的可持续动力来源于在不断的改革中，激发出来的人们的动力。“毫无疑问，就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改革，就是制度的突破。”
而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变革中的方向，樊纲给出了四条建议。首先，市场经济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市场经济很可能出问题，但是真正使市场经济有活力，我们仍然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特别在微观层次上，我们在宏观上可以加一些管理、加一些监管，但在微观层次上如何减少对微观行为主体，对民营企业的干预，这些问题应该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使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得到更大的发展。”
再者，从政府角度来看，行政体制的改革依然是任重道远的，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理顺。“能不能在今后这一两年里面再一次，彻底清理一次各个部门干预微观主体行为的各种制度，把各种各样的审批重新思考一遍，重新研究一遍，它到底需不需要，把政府的精力真正转到一些公共监督的问题，比如说食品监管，比如说一些安全问题，比如说一些环保问题，而不是去干涉企业的微观行为。”樊纲感慨道。
除此之外，金融体制改革与进一步开放亦是十分重要的，“要使得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有承担风险和在风险中博弈、在风险中发展的能力，而不是用各种保护，使他们在温室当中得不到真正的发展，竞争力得不到真正的提高。”樊纲说。
关于财税改革，樊纲认为也到了一个新的时候。他指出，下一步应该加强资源税的征收，同时建立财产税制度。比如说房产税，用它来抑制投机，用它来增加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同时也可以缓解在财产方面的贫富差距的拉大。
跨国并购，企业走出去的机会与挑战
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国经济力量的“外溢”成为全球经济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十二五”规划强调要加快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未来三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不低于吸引外商投资规模。2011年是中国入世十周年，十年来，中国市场成为全球最开放、竞争最充分的市场之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他们以全球视野观照全球市场，以全球智慧整合全球资源。
根据公开数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超过300亿元，相比去年大幅增长。联想、吉利、TCL、中国远洋、中联重科等中国企业大踏步地推进他们的全球战略，国外资本在中国的并购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从国内到国外，跨国并购为2011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一抹亮色。然而，这条路径也充满了迷雾，在跨国并购中失败退场的也比比皆是。
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坚定的认为：“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过去我们讲的欧美国家的、欧美企业的人才优势、技术优势现在慢慢地在淡化。那么中国的制造业低成本优势也慢慢在消失，所以将来谁能在全球整合资源，谁将是全球的赢者，那么‘走出去’，海外并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然而，“走出去”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海外并购很复杂，风险也很大。有过并购经历的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就语重心长的指出，“并购本身是管理很复杂的，挑战很大的一项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最好不要同时在技术转型方面再去做，除非你并购的对象确实很肯定他新的技术能力是你所想要的，否则的话这一块给你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不一定是你承受得了。”
弘毅投资总裁赵令欢表示，在今后五到十年中国会出现一批跨国公司，而这需要首先在战略上想清楚，在战术上要做好准备。“战略上想清楚主要是指，要知道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才去做，这不是一个特别需要去追求的事，但当你必须要做那就把它做好，就是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还是那句话，在中国先把底子打起来，如果你觉得你还有点仓促，找好的战略伙伴。”赵令欢说。
变革中的金融智慧
变革中的市场环境下，来自金融领域的智慧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欧债危机越陷越深，越来越扑朔迷离，欧元区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成果正在经受重大考验。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人们心中世界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的忧虑不时来袭。源于金融领域的危机和事件对全球经济的杀伤力不断加大，全球金融监管和金融格局需要制度创新，金融困局的破解需要智慧和远见。
面对全球金融变革，中国目前也正在经历金融监管和金融资源配置的大挑战。一方面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总体向好，另一方面存在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而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也使我国农村金融体系远未完善和健全。此外，和农村对于金融服务的强劲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县域金融机构网点数正逐年减少。如何突破这诸多瓶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中国银行业协会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社会和法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郭浩达各抒己见，共同探索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的扶持机制，找到能使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良好运行的配套金融政策，探讨国内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新路径和空间。
谈及变革中的金融智慧，许善达认为“我们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确实还是很不够的，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辜胜阻则建议，应该重构多层次、广覆盖、多样化的金融体系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避免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由于农村经济的弱势比较薄弱，我国的农村金融也是比较薄弱的，主要体现是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出台更加鼓励金融企业面向农村，面向农民，面向“三农”的政策，也是论坛期间企业代表的心声。“希望国家尽快出台这个政策，就是对农业，对中小型、微型企业，特别叫做比现在还优惠的一些政策尽快出台。”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
郭浩达则进一步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金融体系自身的努力以外，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扶持的政策非常重要。而且政策不是仅仅限制、勒令金融机构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有关政策的支持调动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支持农村发展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