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学家郭晓鸣依然难忘十年前他对中国农业的担忧：当时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包括郭晓鸣在内的专家学者都从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等角度出发，对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农业忧心忡忡。甚至有很多人提出 “中国农业不堪一击”。
    然而，就在中国入世十年之际，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产量实现连续八年增产。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组数据则显示，中国农产品贸易自２００４年来连续七年出现逆差（２０１１数据暂未得出）。
    郭晓鸣说，这两组数据凸显了中国农业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自身造血功能不断强化，此外，数据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入世十年来中国农业在局部受到冲击的同时保持了总体健康的发展。

    与国外农产品的“短兵相接”

    专家分析，十年来，中国严格按照入世承诺大幅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农业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这从一组数据可以管窥：
    首先是农产品关税大幅削减。中国农产品关税削减幅度达７２%，现有关税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取消了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
    其次，农产品贸易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农产品贸易额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７９.１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１２１９.６亿美元，增长３.４倍，年均增幅１７.８%，农产品贸易总额占农业增加值比重已达到２０%，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
    第三，农产品贸易逆差且急剧扩大。中国农产品贸易从２００４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开始，到目前已经连续７年逆差，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２０１０年的贸易逆差为２３１.４亿美元，是２００４年的４６亿美元的５倍。
    农业对外开放意味着中国农产品与国外农产品的“短兵相接”。“入世十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涨跌与国际趋于同步，大豆、棉花等部分农产品也的确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经济学家郭晓鸣研究员说。
    “入世的冲击是不可回避的，大豆产业几近沦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也如此描述入世十年来中国农业受到的局部冲击。他认为，入世十年中国一些不具优势的产业受到的冲击还是很严重，这其中以大豆最为突出。
    种植了２０多年大豆的黑龙江省海伦市海北镇南华村农民王益生对此最有发言权。
    “这几年大豆的种植效益却越来越不好，受外国大豆冲击影响太大，”５８岁的王益生对记者说，“１０年前进口量小，咱的大豆吃香，但现在不行了。”
    王益生介绍说，进口大豆基本都是转基因品种，产量大、价格低、出油率高，因此榨油企业纷纷选择进口大豆作原料，而国产大豆蛋白质含量较高，适合制作食品，但价格又偏高。“进口大豆的到港价格甚至比都比咱们自己的价格低。”
    王益生家里有约４０亩土地，加上承包来的８０亩，今年大约种植１２０亩大豆。一公顷土地大约可以出４０００斤到４５００斤大豆，以现在接近２元的价格计算，收入约８０００元。一公顷土地投资约３０００元，如果是承包的土地要再加上３５００元的租金，这样的效益要比种植玉米等作物低得多。
    在效益不高的情况下，农民种植积极性降低，南华村的许多村民都开始改种其他作物，王益生也考虑明年将部分土地改种玉米。面对种植面积减少的局面，王益生担忧“如果再不保护大豆，以后可能吃的都够呛”。
    数据显示，伴随入世十年，中国部分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达到较高水平。我国大豆、羊毛、油菜籽、棉花等部分农产品的进口依存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按照估算，目前我国大豆、食用油、棉花的自给率仅分别为３０%、５０%和６０%左右，而且大豆、羊毛、棉花等产品的新增市场几乎全部被进口产品占领，其中棉花新增市场的６０至８２%被进口产品占领。
    “虽然面临局部冲击，但整体上看，我国农业所受的冲击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农业发展总体呈现健康稳定态势。”郭晓鸣说。而郑风田也同意我国农业“目前整体上是健康的”。
    郭晓鸣说，三大因素促成了中国农业“在巨大的冲击面前站住了，没有出现崩溃或者彻底的衰落”： 一是始终坚持粮食基本自给，二是大幅调整农业支持政策，三是注重农业经营形式的合理调整。
    郭晓鸣说，面对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各种自然灾害多发以及国际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等严峻挑战，我国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不动摇，严格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始终注重抓好粮食生产，实现了粮食连续8年丰收，粮食产量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保障了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新世纪以来，我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快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可以说，中国在加入ＷＴＯ十年以来是中国对农业的支持政策最为密集支持力度最大的十，体现在：2004年以来中央1号文件连续8年锁定农业农村，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如停止了农业税，大幅度增加投入力度农田水利，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粮食直补，这些都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体现了对农业的空前重视，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占建国以来最高，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建设新农村等，这十年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对农业生产扶持力度明显加大，农业支持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以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科技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为我国农业的稳定发展和抗击入世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
    十年来中国还主动进行了农业经营方式的调整，过去是分散小农，这十年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引入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形成龙头企业＋农户的产业模式，提升了中国农业的规模水平。改变了小规模超小规模的现状。龙头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几百亩上千亩。
    郑风田认为，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如科技水平提高，产业体系逐步完善等也是中国农业在冲击之下仍然能够生存，并有所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入世十年是中国农业在不断遭受冲击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改进自己的十年。入世之后对我国农业形成的冲击可以看做是一种倒逼机制，逼使中国农业调整自己。”郭晓鸣说。

   中国农业经济呈现六大变化

    专家认为伴随农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十年来中国农业经济也呈现出显著的几大变化：
    一是工农业发展呈现交融格局。随着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城乡生产要素开始呈现相互流动局面，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维持向城镇、工业较大规模流转的同时，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等也开始流向农业领域，大量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开始纷纷投资于农业生产。
    二是农业区域布局日趋明显。优势农产品区域的产业化水平明显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随着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目前我省已初步形成了一批以生猪、粮油、柑橘、蔬菜、茶叶、中药材等为代表的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县。
    三是农业经营主体日益多元化。农村土地流转的规模不断扩大，土地向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流转的步伐不断加快，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在演进中呈现出以农户家庭为主体、龙头企业、合作社与种养大户参与的多元化特征。
    四是产业化经营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经营形式。随着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经营的组织模式也在不断创新，“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组织经营模式正在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经营形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缓解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
    五、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在稳定农民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微观经营主体经历了重新整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成为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重要形式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载体。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规模持续扩大和类型日趋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截至2011年6月底，我省经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7万余个，覆盖面和带动面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四分之一， 
    六、农业增长转向更多地依靠科技。以前我国农业增长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和劳动投入，如今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规模养殖小区、塑料大棚、以及节水滴灌、留树保鲜等现代设施、先进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设施农业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郭晓鸣认为，六大变化凸显了入世后中国政府在农业问题上的政策取向是正确的，应对的举措是具有战略性的。但面向未来，农业发展仍存隐忧，需持续进行努力。
    “（农业）未来挑战很大，例如老一代农民做不动了，而新一代农民又不愿意做了。此外，种粮和非务农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这些对未来的中国农业经济都是挑战。”郑风田如此担忧。
    郭晓鸣则建议未来我国应从以下几个方向入手，进一步夯实农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并加速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是确保大豆油料棉花等大宗产品的主动权。尽管这些产品自己种植不划算，但过度的依赖也存在问题。在这方面我国要有自己的底线：即适度的进口，同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政策底线，要防止在这方面失去我们自身的主动权。
    二是由于中国农业科技的滞后是全面性的，未来要给农业科技方面更多的支持。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的进步，既包括研发更包括农业技术的推广。现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面临最后一公里断裂的问题：即由于技术提供者与农民没有利益关联度，造成的供需错位，提供的技术不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提供技术的效果与自己的收入无关等。过去我国从县到乡到村是一个完整的技术推广网络，现在面临网破线断人散的局面，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构建一个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此外，我国还应特别重视种子的培育繁育和经营。在面对国外种业的强大竞争压力下，给予国内种子产业特殊的政策支持。　
    三是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即以合作社为主体来适度扩大规模经营。过去，我国扩大规模经营主要走的是“公司＋农户”的道路，这种模式有好的方面，也存在潜在的矛盾。好的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矛盾的方面在于：第一，公司与农民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公司有明确的短期利益，不关注农业的持续经营，很难与农民结成长期的利益共同体。相反的，政府为了吸引这些公司进入农村，往往会采取一些行政手段，有可能损害农民利益；第二，有些地方出现公司进入农村“挂羊头卖狗肉”，套取国家的政策支持。然而农民的合作组织，虽然规模和投资能力小，但是发展的基础更扎实。在中国不可能搞超大规模的经营的基本前提下，应把支持政策更多地给予合作社。
    四是重视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在离开农村，我国的农村出现前所未有空心化和老龄化，要发展有竞争力的农业需要懂得专业技术的职业农民。职业农民是需要培育的，培养的主体不一定仅是农民，也可以是城里人。
    五是全面推进包括农村金融体系在内的配套制度改革。目前，农民和合作社都缺乏金融支持。此外，还要进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逐步创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吸引农民留在田间。最后，还应进行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要让农民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在有序流转的过程中实现增值，实现其金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