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2011年底，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做出微妙调整。
央行决定从12月5日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3年多来存款准备金率的首次下调。几乎在同时，全球六大央行联手释放流动性：美联储、欧洲央行，以及加拿大、英国、日本、瑞士央行同意下调现有的临时性美元流动性互换协议定价50个基点，以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情况，帮助提振经济。
“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对于上述央行举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接下来的政策变动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的经济形势。
央行的这一举动，既出乎市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意外的是政策转变时点的提前，此前市场普遍预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发生在2012年1月；情理之中的含义是，在黯淡的全球经济局势和国内紧缩的调控政策抑制双重作用下，内外需均亮起红灯，中国经济再次面临考验。
本刊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经济走势下行给宏观调控提供了空间。而2012年物价上涨也不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对于转型压力急迫的中国经济来说，财政政策会在下一轮保增长中更有作为。
货币微调背后
上一次央行下调存准金率是在2008年12月，时隔3年后的货币政策转向，发出了货币松动的信号。
流动性趋紧、国内经济下滑超预期、通胀下行等因素，决定了此次政策调整的必然性。欧债危机的恶化导致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使得外汇占款出现净减少；此前央行频繁上调准备金率，大型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存准金率均达历史高点，分别为21.5%和18%。
作为经济领先指标，11月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49%，反映了经济的放缓程度。这也是自2009年3月以来第一次降到荣枯分界线50%以下；同时，主要反映中小企业状况的汇丰PMI也创下32个月以来的新低，至47.7%。除了制造业需求不振，11月非制造业PMI更是比上月大幅下降了8个百分点，至49.7%。
尽管政策调整有其必然性，但调整的时点在市场预料之外。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王志浩撰写报告认为，由于12月末银行间流动性将趋紧，所以央行提早下调存准率，以保证银行有足够资金备借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分析认为，调整首先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相对平稳的要求，增加流动性4000亿元左右，其背景是外汇占款出现46个月来首次负增长、12月到期央票仅有800亿元、银行体系存款增幅减缓等。
市场将这一举措，解读为中央的政策重心已从“控通胀”转为“保增长”，但仍停留在猜测水平。
决策层近期在各种场合提出保增长的重要性印证了上述预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1月12日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保增长、促稳定，尤其要努力实现强劲增长；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11月21日的22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表示，确保经济复苏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不平衡的复苏比平衡的衰退要好”。
存在争议的是货币政策转变的速度。换言之，货币政策将会就此拉开全面放松的大幕，还是暂时的微调？
巴曙松认为，目前的货币放松应当是阶段性、结构性的。到目前为止，经济回落主要是宏观紧缩因素推动的，从PMI分类指数看，外部恶化的负面影响目前还不明显。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也撰文指出，此举属于微调预调的范畴。国际上欧债危机加剧，资金有流出迹象，国内货币内生增速放缓。但是否是货币政策整体转向？他认为不好说，需要监测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
而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则认为，鉴于通胀和房价的拐点已经出现，货币政策下调的时机成熟，放松大幕正式拉开。预计12月信贷额度会继续有大幅提升，未来几月准备金率仍将继续下调，2012年上半年的下调频率可能会一月一次。但利率下调意义有限，可能性不大。
2012年“稳健的货币政策”表述不变，但实际可能由过紧回归中性，以避免经济硬着陆。稳增长或成为2012年政策主基调。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认为，全面放松可能会比预期的要快。理由是工业新订单和产出增速有加速下滑苗头，加上出口和房地产都会降，不放松恐怕经济会下滑到8%以下。他预计2012年上半年准备金率还有150个基点的下调空间，货币供应量目标可能为16%。
“但CPI降到3%以前不会降息。”屈宏斌说。
目前的物价回稳意味着之前的货币调控目标达到了效果。下一步，“随着经济的下行、需求的收缩，尽管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不变，但其节奏和力度应该体现前瞻性，做出调整。”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王远鸿说。
财政发力：不一样的“保增长”
经济放缓持续发生，中国经济无疑将告别过去的高增长。结构调整下的增速减慢不一定是坏事。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张斌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因放缓而出现硬着陆，整个经济基本面还好，企业和金融部门总体健康；同时，政府会改变当前总体偏紧的政策态度。
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阻断的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该如何走下去？在4万亿刺激计划下，为保增长，本该调整的高耗能产业仍然发展较快，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明显，结构调整进展不快，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还在加剧。货币政策控制总量，财政政策调整结构。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经济增速要趋缓，而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关键在结构调整，“不要指望货币的松动”。而王远鸿也向记者强调，有必要降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
对于转型压力急迫的中国经济来说，财政政策应该在下一轮保增长中更有作为，而且也完全有这个条件。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10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90851.6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1%。“以目前财政收入同比近30%的增速，加之财政存款余额达到GDP的9%，完全有实力在保增长上做得更多。”屈宏斌告诉记者。
启动内需是当务之急。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指出，与央行下调存准金率相配套，财政政策需要有保有压，保障和改善民生。结构性减税应继续，在全局来说更有长远影响的是增值税扩围；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也应更积极。屈宏斌预计未来会有更多中小企业减税政策出台，总量或达GDP的1%。
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需要一个突破口。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宏观部主任王健认为，突破口是财政政策从“以资为本”转向“以民为本”。
具体而言，要将原来补贴出口企业和生产消费品企业的资金直接补贴居民消费，将财政家电补贴等以消费券的形式直接补给消费者；同时，提高个税起征点，逐步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综合税制，并给小型、微型企业主减免税收。
更长远来看，为启动内需，有必要扩大带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医疗、教育和保障房支出。“但落实上要把细节做好。”张斌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要界定好政府支出的边界，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主要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政府要做的是弥补市场缺陷。”
也就是说，除了出钱，政府还应该通过税收优惠、放松服务业管制等政策吸引私人部门在这些领域的投资，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释放民间资本活力“道阻且长”，经济体制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缺一不可。张斌强调，放松管制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非常重要。对私人部门来说，医疗、教育、能源等领域都有大量潜在投资机会，发展的障碍是不合理的准入政策和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