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吨吨南美大豆登上国际粮商的货船，目的地是中国沿海的油脂厂；一位黑龙江农民放弃长期种植的大豆而改种长粒粳稻，他已经和一家外资粮油加工企业签了订单农业合同——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两幅农业图景。
　　入世十年，曾经最让人担忧的中国农业在开放中寻找机遇、迎接挑战，在保障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的同时，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整个产业链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

　　进口潮涌：“危机”不断惹人忧

新华社发

　　2001年以来，中国按照入世承诺大幅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农产品关税消减幅度达到72%，当前关税水平为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随着农产品市场的大幅放开，入世十年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规模每年以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的速度扩大，至2010年达到1219.6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
　　2004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首次出现逆差，随后逆差持续扩大，至2010年逆差规模达到230.4亿元。其中大豆、棉花、羊毛等农产品进口依存度达到较高水平，特别是大豆进口依存度近80%，演化成为国民高度关注的“大豆危机”。
　　去年，中国15年来首次从美国大规模进口玉米，成为玉米净进口国，今年的进口幅度依然不小。随着国内猪肉价格高涨，“洋猪肉”也大量飘洋过海进入中国市场。这再次引起人们对玉米和猪肉等更多农产品重蹈大豆覆辙的担忧。
　　农产品逆差不断扩大、粮食(包括大豆在内)自给率下降到90%以下、部分农产品危机接连出现——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是入世十年来中国农业的“警世危言”。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增加，特别是饲料粮的需求大幅增长，这靠国内的资源是满足不了的。像大豆、棉花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的。进口满足了国内居民食品消费升级的需要，弥补了国内耕地资源和水资源不足的矛盾。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未来，大豆、玉米、棉花、乳制品、天然橡胶等资源性农产品进口持续刚性增长，在保障国内有效供给的同时，也给国内生产和市场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冲击最为明显，一些农产品面临“中国一进口，国际市场价格就大涨”的困境。最常被人提起的教训是2004年发生的“大豆风波”。最近则有媒体报道，国储询价造成芝加哥大豆期货价格暴涨，再次突显中国农产品在定价权上的被动局面。
　　除了影响国内价格和冲击相关产业，部分农产品的大量进口还给国内宏观调控“制造麻烦”。我们不妨来看看今年的情况，国家粮食局等部门近期公布了2011年大豆临时收储政策，但调控政策遭遇两难困境：一方面国家为了保障豆农种植积极性必须要提高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在低价进口大豆的冲击下，国产大豆加工企业几乎无利可图，不得不选择停工停产。
　　李国祥认为，对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一定要掌握价格形成的话语主导权。在国际贸易中，消费大国一般具有价格的主导权。现在中国大豆的进口量占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应该要拿回价格的主导权。

　　正面交锋：外资企业“狼来了”？

　　“外资进入中国农业到底利弊几何”这可以说是入世十年来农业领域争议最为激烈的辩题。
　　2008年，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结束，外资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中国从事粮食的收购、销售、储存、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经营活动。
　　同一年，在中国企业500强的排名中，益海嘉里集团占据第67位，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元。这家以金龙鱼、胡姬花等品牌闻名的外资粮油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食用油市场40%以上的份额。
　　有资料显示，外资进入粮食行业，主要是涉足油脂加工业，近两年有向小麦粉和大米加工业拓展的倾向。投资较多的是号称世界五大粮商的“ABCDE”，即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和新加坡丰益国际有限公司的益海嘉里集团。
　　除了粮油市场，种业和养猪业等农业领域都可见外资活跃的身影。《经济参考报》记者今年在东北三省调研时了解到，目前美国先锋、孟山都、德国KWS等跨国种业巨头正加快在中国布局。特别是在玉米种子市场，外资企业竞相进入从东北到西南的各大玉米主产区，一些品种近几年的推广面积快速增长，导致国内很多种子企业的市场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高盛养猪”则成为了外资进入中国生猪养殖和猪肉加工行业的代名词。据了解，从2004年开始，国际金融机构高盛先后参股雨润、收购双汇。2008年，高盛斥资2至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地区湖南、福建等地收购了十多家专业养猪厂。
　　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近年来，国际资本对我国农业领域渗透日渐深入，已从当初参股经营发展到兼并收购，从参与单一环节发展到控制整个产业链，我国包括种业在内的农业核心竞争力受到损害。
　　“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整体上是有好处的。”李国祥认为，外资的生产水平、经营模式和竞争能力确实非常强大，关键是要积极地看待。
　　从有利的方面来说，外资企业大多规模大、设备先进、产品质量高，具有明显的技术、管理和市场优势，能够促进国内农业产业的发展。记者在黑龙江省采访时看到，益海嘉里建设的现代化水稻加工厂能够将每一粒稻谷“吃干榨尽”，大大提高了国内水稻加工水平，国内的一些粮食企业也开始建设类似的加工项目。
　　上世纪80年代，刘永好在深圳亲眼看到外资企业正大集团生产的猪饲料如何供不应求，“饲料比大米还贵，要排队等十天左右才能买到”。如果不是受到外资企业的启发，刘永好可能会一直经营他的鹌鹑产业，新希望集团日后将难以成为中国最大的农牧企业之一。
　　作为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WTO十年是企业发展最快的十年，在原料采购和技术交流、设备引进、总体研发的体系方面都上了一个台阶。与外资企业的规模、技术差距有大幅度的缩小。

　　走出去：海外市场布满荆棘

　　“大蒜、洋葱等农产品的出口，被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抢占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他们的东西是‘物美价廉’，而中国的农产品已经不‘价廉’了。”山东金乡的吕先生所在的公司从1998年开始从事蔬菜出口贸易，他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由于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竞争压力比较大，出口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一般分析认为，我国的水果、蔬菜、肉类产品价格均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特别是蔬菜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农产品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正不断削弱优势农产品的竞争能力。
　　此外，“贸易壁垒、绿色壁垒”等日渐严苛的国外市场准入门槛限制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特别是由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食品安全标准提升，许多农产品出口企业不得不考虑放弃部分欧盟市场，转攻新兴市场。
　　牛盾认为，未来，各国的动植物卫生检疫和技术性贸易措施将更加严格，贸易壁垒延伸到低碳、汇率、知识产权等领域，我国劳动密集型优势农产品出口压力不断增加。
　　在农产品的出口的同时，中国农业企业近年来也更多地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比如，北大荒农垦集团计划在巴西、阿根廷和菲律宾等海外广大地区收购油料作物和粮食种植用地；重庆粮食集团计划投资5亿美元在巴西建立一个集大豆加工、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一体的大豆全产业链食品工业园区。
　　李国祥认为，要掌握农产品的价格主导权，最重要的农业“走出去”，是绕开美国期货市场和国际粮商，直接与巴西、阿根廷等出口国对接，控制包括仓储、港口和铁路在内的关键物流环节和节点。
　　以国际几大粮商为例，他们往往掌控着从生产加工到仓储运输的整个产业链。有资料显示，美国邦吉公司在巴西拥有200多座粮仓，以及多个批发中心、粮油加工厂、化肥厂、饲料厂和专用码头；嘉吉在巴西拥有30多个加工厂、90多座粮仓和10座海港码头。
　　然而，与国际大粮商相比，国内企业“买地”、“建厂”、“并购”的海外之旅显得颇为艰辛。经常看到的案例是，国内企业在竞购时出价更高，但被收购方的股东或政府部门却不予支持。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然认为，中国企业的国际知名度和竞争实力较弱，尤其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中国企业占不到任何优势。
　　江苏牧羊集团是一家主要从事饲料机械生产和服务的企业，其饲料机械出口连续五年占据全国出口总量的60%以上。该企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走出去”，经过找代理商和自建销售网络的阶段，下一步将在海外建设制造基地和研发平台。
　　牧羊集团总裁范天铭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2008年，牧羊集团与俄罗斯的一家大型饲料企业洽谈合作。当时俄罗斯人基本都是使用欧美设备，对中国产品的印象是“假冒伪劣”。那家企业老板周围的朋友、同行都劝说，“千万不能买中国设备，中国的产品不行”。
　　范天铭说，经过几番沟通并邀请对方到国内工厂参观，俄罗斯老板改变了对中国饲料机械的看法，牧羊的产品终于第一次进入俄罗斯市场。今年，牧羊集团又与俄罗斯第一大食品企业签订了一笔1000多万美元的合同。

　　修内功：争取更大支持空间

　　2001年6月9日，新华社向全球发布重要新闻：“中美已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多边谈判的遗留问题达成全面共识”。这一遗留问题，正是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难点——农业的国内支持。实际上，前一天晚上，中美双方贸易代表还在为国内支持比例的1个甚至半个百分点而斗智斗勇。
　　按照世贸组织规定，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农业的最高支持额度不能超过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10%，发达国家不能超过本国农业生产总值的5%。一些发达国家要求中国一定要遵守对发达国家的要求，也就是不能超过5%。
　　时任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入世谈判代表的石广生回忆说，一些发达国家拿这个理由卡我们，说你们的实际支持还不到4%。但是我们必须要这个权利，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定会越来越大，需要为今后发展留出一定的空间。中国如果让步，让出的就是未来中国农民的利益。
　　入世十年来，国家加快调整工农、城乡关系，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出台了取消农业税、实施“四补贴”等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增收的目标得以实现。
　　2011年，粮食总产跨上11000亿斤的新台阶，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实现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单产和总产均在去年大幅增加的基础上再创历史新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2366元增加到2010年的5919元，农民收入增幅去年首次快于城镇居民。不过，在全球农业生产体系中，中国农业的小规模生产面对的毕竟是“大农场、高补贴”。据了解，欧盟2007年农业支持总量达907亿欧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l%；美国847亿美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4%。而即使在“三农”财政投入不断加大的情况下，2009年我国“黄箱”占农牧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只有2.6%。
　　李国祥认为，中国经济越发展，农业的弱势性越显现，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大国内农业支持。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还是要争取更大的支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