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银监会主席尚福林12月5日下午召集业内资深金融专家展开了一场有关银行业监管的内部研讨会，本报记者获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等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
　　参会人之一郭田勇在微博上如是描述此次会议，“尚主席初来乍到，虚心纳谏，不时询问并作出幽默的评论，主席对银行业的确很内行、很专业，大家一直谈到晚上六点多”。但与会金融专家婉拒了本报记者的采访请求。
　　上述专家近期的言论都曾建议银行新监管标准的实施能考虑中国国情，适当放松相关标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既加强银行监管，又发挥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是当前监管部门迫切面临的一个课题。

　　寄望监管尺度放松

　　2011年5月，银监会曾发布《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从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改进流动性风险监管、强调贷款损失准备监管三个部分规定了新监管标准。
　　但银行业内对于新监管标准的实施则异议颇大，并寄望在未来执行尺度能有所放宽，银行业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标准是否会在中国“水土不服”，巴Ⅲ能否真正防范金融性系统风险？二是过高监管标准可能影响银行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并减弱银行国际竞争力。
　　巴曙松11月8日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无论是监管标准的设定，还是监管指标的定义，都出现了许多明显高于国际标准的情形。监管者的用意也许是借此强化银行风险监管，但如果把握不当，反而可能对银行体系的稳健造成冲击。”
　　无独有偶，郭田勇在11月3日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中，将当前的银行监管体系比喻成“马其诺防线”，并提出了“这一防线发挥作用的空间究竟有多大呢？”的质疑。
　　夏斌曾指出，新监管标准部分与中国实际不符，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标准定得高的国家，其银行受到的束缚就大。
　　目前，银监会要求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还需要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与此同时，在流动性监管上引入“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两个新指标，规定二者比例均不得低于100%，并保留了75%的贷存比监管指标。
　　巴曙松在上述文章中指出，虽然从单个指标的标准看比国际标准提高的百分比并不多，但众多指标的叠加效果，会使短期内银行业面临的资本压力冲击显著加大。他建议，监管准则运用需要更多考虑具体的实施环境。
　　在郭田勇看来，虽然中资银行当前有较高的资本水平，但在制度遮掩下，银行风险暴露度将很低，高比例的资本金要求不但无法吸收风险，反而容易是一种资金浪费，而且易对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干扰。

　　平衡监管与支持经济发展

　　12月3日，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北京表示，过高的资本水平会抑制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但他同时指出，如果资本水平过低，流动性过低，也会威胁到银行体系的安全，甚至发生银行体系的危机。
　　王兆星强调，实施国际新标准的过程中应实现与中国国情、维护我国银行体系安全、提升中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支持实体经济、推动和促进银行业创新等五方面的平衡。
　　事实上，过强的监管政策对宏观调控“钳制”效果正在逐渐显现，以信贷投放为例，由于信贷投放是双线管理，不仅受制于央行的规模调控，还取决于银监会的监管底线。虽然货币当局有意放松流动性，但多家商业银行受制于贷存比超标的现实，信贷增速受到很大限制。也有业内人士认为，监管政策的趋紧会缩减货币乘数，降低货币活跃程度。
　　农行战略管理部副处长付兵涛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宏观审慎监管思路的核心思想是逆周期，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滑，银行放贷能力受限之时，适当放松监管尺度体现了逆周期的思路。
　　郭田勇在上述文章中建议，在继续完善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同时，长期应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市场、鼓励竞争，短期内则应完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