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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多的中国研究机构，贴上了智库标签。
　　按照世界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智库是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以此衡量，我国目前近万家研究机构，能够跨过智库门槛的并不多。
　　但是，智库建设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和研究机构追求方向，至少反映了改革、开放、转型、发展的中国，站在全球化视野上，文化的自觉和智慧的需求。从“世界制造车间”向“世界思想工厂”艰难迈进，中国智库发力追赶全球化的进程。

　　思想的力量

　　智库，也称思想库，是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理论依据、思想观点、策略建议的公共研究机构。据此标准，中国智库的发展历史与改革开放同步，只有30年左右时间。
　　目前，中国智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2009年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成立，理事长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任，整合了原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超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质的飞跃。
　　中国符合国际通行定义的智库，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批学者放弃了铁饭碗，走出政府机关和官办社科研究机构，开始了中国智库建设探索——林毅夫离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到北京大学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茅于轼、张曙光、盛洪等人离开中国社科院，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樊纲成立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温元凯成立了南洋林德咨询顾问公司；1992年，位于海南岛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向省政府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供给，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变身为股份制非营利性的法人单位，开创了中国官办社科研究机构整体改制的先河。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智库在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作用，越来越受到最高决策层重视。
　　近年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城镇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分配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能看到智库和专家们的影响和作用。
　　在风景如画的海南省海口市西海岸，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新院址近日落成。
　　中改院是中国智库建设的一个成功范例，迄今，中改院已走过20年的发展历程，从天涯海角发出的声音，不仅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也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智库的新形象。
　　智库的价值，是对政策决策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中改院在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关头，适时提出建议，受到政策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其中，最引人称道的是他们超前提出的政府转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观点和建议。
　　1996年，中改院就提出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改革的实质是转换政府职能；2003年SARS危机中，中改院首次提出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2004年，针对政府社会建设滞后的问题，又率先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概念，目前，中改院的上述观点已付诸中国改革实践。

　　“软实力”还比较软

　　在全球化的今天，智库不再局限于研究本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也需要关注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不仅要在国内发出自己的声音，也要在国际具有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一国智库的国际地位，被公认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拥有近百年发展历史的美国智库，目前在世界事务和公共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当我们正在为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兴奋的时候，当我们致力于向世界输出商品的时候，美国智库却在以更加主动、有效的方式影响世界，在全球输出思想、理念和文化，制定规则、话题和议程。
　　与之相比，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我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还远远不能满足对外经济和公共外交的实际需要，不利于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911事件发生后，以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美国和平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等为首的美国著名智库，纷纷通过各种形式，为美国政府开展国际反恐行动，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并通过各自成熟的公共外交平台，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
　　当发达国家智库千方百计、咄咄逼人影响他国公共政策的时候，中国智库的性格却比较“内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中国缺乏有影响力的智库与国际知名智库对等交流，在国外主流媒体上很少有中国智库的正面声音。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各国智库十分重视开展有关中国的研究，特别是探讨中国经济崛起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中国的政治、社会、外交、军事等一系列问题，也成为国外智库研究的主要课题；越来越多的国外知名智库直接参与了中国改革研究，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介绍给中国，影响中国公共决策，如卫生部和兰德公司合作开展了“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研究”；亚洲开发银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合作开展了“中国农村卫生安全问题”研究，等等；国外智库还通过组织学术活动或设立专项访问研究计划，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国外智库开展短期访问和研究，培养在中国的理念传播者和代言人；跨国公司和对冲基金也充分利用智库的观点和声音，力图影响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汇率问题上兴风作浪，牟取利益。
　　反观中国智库，目前在国际话题上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大多是一些相对比较边缘的问题上，而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大决定作用的金融体系、贸易规则、地区安全、外交等方面，缺乏观点和意见。中国作为最大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却难以突破世界经济传统格局和规则，在经济竞逐中处于不利位置，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孤立主义的主要受害者。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经济循环的必然选择，由于缺乏智库的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身影，显得相当孤独和疲惫。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除了需要加强公司自身治理、加大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外，还需要智库为中国企业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包括中国国家形象包装、传播，企业与驻在国公共关系的改善，贸易、投资、服务便利化机制谈判和磋商，等等。但总体而言，中国智库迄今并没有较好的承担上述职能，因此，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方式显得非常笨拙，例如，在包装宣传海外项目时，动辄与“民族崛起”、“大国战略”相挂钩，壮了自己的胆，吓了别人，因此被拒绝门外不足为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认为，我们现在在国际上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胃口贪婪的经济怪兽，到处买矿藏、石油和资源，到处投资、攻陷市场来堆积GDP，经济能力很强大，但是在提供政治制度和公约、制定国际规则、提供方案上，却做得很不够。
　　此外，由于对世界经济运行状况和规律缺乏了解，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缺乏准确研判，中国智库常常对宏观经济决策发出错误信号。

　　独立性：智库生存和发展的一道门槛

　　目前，独立性成为中国许多研究机构难以迈过的一道门槛。我国大部分智库由财政供养，主要承担所在部门政策研究和解释角色；为数不多的民间思想库由于缺乏政府和社会资金的支持，往往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不得不接受利益团体资金，包括海外机构和跨国公司赞助资金，一些研究机构甚至为了大客户的利益，不惜刻意控制信息数据。
　　体制缺陷和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社会功能的发挥。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智库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敢于谏言，使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就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
　　为此，中改院主动退出财政供养体系，建立了“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自谋生存、自求发展”的管理模式，形成了高效、独立的研究机制。
　　机构独立，使中改院能够以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形象，与国际组织开展广泛的合作与交流，组织各种研讨活动。中改院形成了企业政府投资入股、研究咨询、改革培训、资产经营、国际合作项目支持等多元的融资渠道，为机构独立提供了经费保障。
　　研究独立，使中改院能够始终以谏言改革为己任，研究成果紧贴改革实际，广泛运用于改革实践。中改院十分重视改革研究的国际合作，既形成了课题研究的国际视野，又充分利用国际研究资源，拓宽增加经费来源，在国际合作中，研究独立始终是中改院坚持底线，建院20年来，中改院执行的国际合作项目均为多边或政府间双边项目，中改院研究的课题，均是根据我国不同时期改革的现实需求，由中改院自主设定。
　　人事独立，使中改院建立了员工利益共享机制，有效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了一批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人才加入中改院。
　　迟福林院长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有作为、有远大追求的研究机构，都会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和交流，中改院的体制特色使之更容易和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沟通和合作。
　　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已成为未来中国思想库实现影响力并保持独立性的关键。
　　西方国家的智库除美国有各大基金、项目招标、捐助、政府合同和自身产业运作等形成的多渠道融资机制之外，大部分主要还是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才能获得繁荣与发展。德国和英国的智库主要分为接受政府课题的研究所和政党组建的研究性基金会；在日本，政府多采用委托研究的形式采纳思想库意见。
　　因此，政府要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思想库获得多元化的经费来源，改变官方智库垄断资金、信息和渠道的局面，形成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包括政府加强对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采购，设立公共政策研究基金，鼓励各类思想库自由申请；通过法律或政策鼓励社会公益捐助；鼓励民间资本作为政策研究基金的有益补充；鼓励思想库专家的公益探索研究等等。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思想库就大大减少了迫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可能性，独立性才有保障。
　　对智库而言，应把握好思考独立性与扩大官方影响力的平衡。扩大官方影响，并不意味着失去了思考独立，坚持思考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支持政府观点。智库要得到长足的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获取一手的信息资料，建立畅达的沟通渠道，提供可行的智力产品。
　　完全依附政府的智库固然会丧失独立性，日渐远离政府的智库则会失去影响力，坚持官方影响力与思考独立性的统一，是当前中国智库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都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人员在从政和研究中来回旋转、进出，既能掌握政府信息，又能清楚政策需求，因而能够成为美国对公共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智库。
　　迟福林认为，中国式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未必都要通过批判性的意见来实现，中改院与决策层的关系，是建设性、合作性的关系，一方面，中改院坚持研究的独立性，把握改革的政策需求，进行前瞻性、实用性、战略性、客观性的研究，另一方面，中改院的研究独立，是建立在同中央对改革的总体部署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的，这一立场使中改院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报告，既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进程的需要，也符合中央确定的改革基本路线和基本理论。

    链接：智库建设的中国样本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