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获悉，中国人寿保险集团(下称“中国人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下称“中国人保(微博)”)、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下称“中国太平”)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下称“中信保”)的组织关系及人事权将统一交至中组部。
“应该很快，届时中组部将会分别莅临相关保险集团考察，走完程序之后，即升级为副部级单位；这也意味着四家保险集团的高层‘官升一级’。”11月10日，一位消息人士说。
保监会方面拒绝对此评论，但一位监管层人士透露，此事由决策层动议，可能性很大，不过，具体施行时间不好确定。“这样更为公平，保监会应监管行业而非个别企业。”他说。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现有体制下，类似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大型国有保险集团，资产规模很大，其组织关系、人事权理应由中组部负责管理。
回归还是变革？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几大国有保险集团之组织关系及人事权的一种回归。
1996年前，中国只有一家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老人保”)，其领导干部人事关系均在中组部。
1996年之后，按照业务种类划分的“老人保”被拆分为四家保险公司：如寿险业务为中国人寿、财产业务为中国人保、再保险业务为中国再保险公司(简称“中再集团”)、以及总部设在香港的中保国际(后更名太平保险集团)；2001年，中国人保的出口信用保险部又被划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信保”)。
在中央金融工委1998年6月成立之后，这几家国有险企的组织关系及人事任命权则移至金融工委组织部。不过，随着金融“三会”的成立及中央金融工委的撤消，相关保险公司之人事任命权又被移至保监会。
今年5月6日，原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副主席周延礼等亲临中国人寿集团宣布，原保监会主席助理、新闻发言人袁力接任中国人寿集团总裁和党委书记。杨超已到退休年龄，将正式退休。
由于汇金对中再集团进行注资股改，中再集团的人事组织关系则早在2009年已从保监会转交由中投公司负责管理。因此，此次人事关系将从保监会“上交”至中组部的四家险企分别是：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平、中信保。
未来，其人事权移至中组部之后，则由中组部企业干部局(五局)决定四大保险集团的高层任免，保监会负责行业监管。
有意思的是，保监会对于人事权剥离之后的中再，其监管似乎更为严格。例如，保监会在今年7月到9月三个月的综合性现场检查时间内，查出中再集团诸多违规违法问题，中再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共吃了7张罚单，罚金逾220万，中再可能因此成为今年来处罚最重的公司之一。
业界人士分析，中再集团的罚单背后与其业务的特殊不无相关。“不过，监管层似乎没有看到这些内因，也驳回了我们的申辩。”一位接近中再高层人士说。他认为，某种意义上，7张罚单里潜藏了监管层的一些情绪因素。
“由于没有人事权，保监会认为中投委派的高管并非出身保险业，未必真正了解保险。”上述人士称。
问题是，未来同样的情况是否会出现在人事权即将划拨的上述四家保险集团？作为监管层，保监会既管制度建设又管人事任命，就像裁判与运动员不分，显然不利于高效监管。
一位保监会官员说，虽然中再领导班子的管理权划给了中投，但按照《保险法》有关规定，其高管的任职资格审查还在保监会。如此，也许失去几家保险公司人事权的保监会可以找到某种平衡。
事实上，关于保险集团高管人事调整的传言已有时日。据一位业界人士透露，之所以在此时点上明确方向，也有“目前保险集团规模、体量太大，市场影响力日益提升，但行政上，相应的保险集团高管只是局级干部，明显与其所掌管的保险机构不相适应”的考量。
金融国资委猜想
此次四险企的人事权移交，再次引发了业界对“金融国资委”的猜想。它们都是国有金融机构，而财政部一直在积极主张建立国有金融机构的管理机制，即金融国资委。
也有专家呼吁设立金融国资委，区分监管者与出资人的角度，形成统一的金融监管。
不过，消息人士说，调整利于整个保险行业的发展，且决策层已经确定调整方向，理论上，与金融国资委的设想关系不大。
此前，在财政部看来，随着国有金融资产规模的壮大与国资业态的变化，有必要明确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的职责，仿照国资委建一个管人、管事、管资产的平台。但中央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并不在国资委，而是在中组部；此次四大国有险企组织关系、人事权划转至中组部，或许也是某种铺垫。
财政部曾在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前的2006年底就动议设立金融国资委，但囿于各种客观原因，建议未被采纳，财政部也从未放弃该“诉求”。其初步设想是，财政部金融司与汇金共同设立金融国资委，负责管理所有的国有金融资产。财政部的政策依据是，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曾于2003年专门印发有关文件，称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继续由财政部负责。
竹立家认为，成立金融国资委确有其必要性。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金融机构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我国大型国有金融机构需要统一管理，不妨直接在国务院下设相关机构。“但财政部是政府的大管家，其职能是如何使用好公共财政收入，不宜成为国有金融机构的管理者。”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