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在港澳及内地皆有业务的大型公司业务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外方老板近期有计划通过贸易、投资等各种途径，从境外募集10亿元，到内地做“准信贷”业务，“保守以20%的收益率计算，现在有什么生意能有这么高的利润？”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传统银行的一些功能正在被“影子银行”吞噬，而其所带来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也伴随着风险的上升。
　　“影子银行”的概念最早始于2007年的美联储年度会议，当时次贷危机已初露端倪，这一概念被用来形容那些“无银行之名、有银行之实”的种类繁杂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及金融行为。随着我国金融机构发展日益多元化，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子银行”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根据野村证券研报数据，截至2010年，中国“影子银行”放款规模达到8.5万亿元，达到银行贷款总量的18%。
　　当然，总体而言，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还比较小，运作形式也相对比较简单。《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了解到，“影子银行”往往披着四件外衣：一是具有监管套利性质的业务，例如以个人理财、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向实体经济融资；二是监管相对较少的非银行机构，包括各类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三是建立在金融创新基础上的新业务，如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交易；四是以私募股权基金、产业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投融资机构。
　　银信合作从规模上来看是“影子银行”中较大的一块。银信合作是指银行通过信托理财产品的方式隐蔽地为企业提供贷款。由于信托理财产品属于银行的表外资产而非表内资产，可以少受甚至不受银监部门的监管。
　　中国信托业协会公布的一份数据表明，尽管去年中国银监会曾一度叫停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但截至今年3月31日，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规模仍达1.53万亿元。
　　民间金融的发展更是随着我国信贷调控如火如荼。据中国人民银行问卷调查测算，2008年3月末我国民间借贷余额在2万亿至2.5万亿元，占同期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的6.8%至8.5%。截至2010年6月末，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达到1940家，贷款余额1248.9亿元。同时，典当行业也在快速扩张。据商务部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典当行业累计发放当金103万笔，典当总额847亿元。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传统的民间借贷，当铺、小额贷款公司、民间担保公司等准金融机构并未严格遵守基准利率4倍的规定，而是以经营超短期过桥贷款、替企业解决短期头寸的方式高利率发放贷款。这类公司都在私下进行揽存业务，吸收一些高收入者的存款。一位外资银行管理层人员告诉记者，有小额贷款公司向他个人“拆借”资金，月息2分(即年化24%)。“付给我的利息就这么高，可以想见，他们放出去没有年化30%至40%的利息怎么赚钱？”
　　而这样监管较少的金融机构发展势头迅猛。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央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791家，贷款余额3359亿元，前三季度累计新增贷款1379亿元。
　　盈利丰厚的小额贷款公司，甚至吸引了上市公司的资金参与。以南京高科为例，其参股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南京高科投资1.4亿元，持股70%，成为该小贷公司的控股股东。
　　此外，境外“热钱”也觊觎国内民间借贷市场的高回报，意图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国内。　　
　　“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及其隐含风险已引起监管层注意。前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明确将“影子银行”风险列为银行业当下三大主要风险之一。专家认为，“影子银行”趋于活跃正是缘于市场多元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金融监管和准入门槛过高。除了加强监管、设立风险防火墙，更重要的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拓宽社会融资渠道，推动“影子银行”阳光化。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影子银行”在不改变货币存量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的信用供给。虽然它超出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视野，但如果禁止其发展，会付出丧失金融效率的巨大代价，甚至会逼迫更多资金转入地下。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银行之外的多元化金融机构，加强金融创新，尽量搞报备，不要搞审批，增强金融体系活力，满足市场多元需求。
　　刘煜辉表示，相对于美国有较完备的风险隔离机制，我国很多“影子银行”业务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绕开现行的监管和宏观调控政策，流向与宏观调控有分歧的行业本身存在政策风险。如果银行表外融资出现问题，债务清偿还是要回到表内，没有实质性的隔离，风险积聚只会越来越高。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地下金融等“影子银行”体系蓬勃发展，缘于我国对利率的行政管制，官方利率价格信号失灵，民间利率就会自动修正。我国应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正常化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