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威治时间10月31日下午3点41分，一架搭乘88位乘客的澳洲航空公司客机从悉尼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为雅加达。随后，澳航方面表示，希望在接下来的24至48小时内恢复所有国内和国际航班。因劳资谈判破裂而导致的澳航停飞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在西方国家中，劳资谈判陷入僵局可谓家常便饭，今年的NBA劳资谈判到现在还是死水一潭。但澳洲航空公司如此豁得出去的手段还真不多见。10月29日，澳航不顾公众利益而突然停飞全部航班，随后30多个小时其在全球22个机场的108架客机瘫在机场，数万乘客出行受阻甚至被迫滞留机场，澳航还要求政府出面干预劳资纠纷。无奈的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立即申请劳动仲裁部门直接干预。当局10月31日凌晨裁定，终止工会罢工活动和澳航停飞行动，澳航随后恢复运营。
　　回头来看，澳航首席执行官乔伊斯发动的这次停航行动，实现了打乱工会节奏、逼迫政府干预的既定目的。然而，此事的后续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乔伊斯的美好设想，甚至赔上了自己的声誉和信用。
　　在经历长达9个月马拉松式谈判后，澳航和工会近期仍不能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为此工会陆续实施了一连串罢工，试图在不激化事态的前提下，让澳航难敌压力从而就范。据澳航方面统计，劳资纠纷已给公司造成高达73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为此，乔伊斯指责工会方面搞拖延战术，企图“慢烤”澳航。根据澳大利亚相关法律，如果劳资纠纷威胁“个人安全、健康或人民福祉，或者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重大损坏”，则仲裁部门可以裁定争议各方“暂停”或者“终止”对抗活动。乔伊斯多次表示，希望当局尽快出手，“终止”工会罢工行动。然而，慑于劳资纠纷的敏感复杂性，工党政府一直隐忍不发，这让澳航非常挠头。于是，乔伊斯铤而走险，以澳航百年信誉为赌注，创造一个让政府不能拒绝的理由，迫使其出手。
　　从斗争策略层面看，乔伊斯的举动显然占据了上风；然而，如果从劳资关系和公关战略层面看，澳航在决定停飞之际，显然忽视了乘客福祉和企业信誉，这对于以服务求生存的航空企业而言无疑是重大损失。没有赶上父亲葬礼的儿子、耽误了手术的病人、失去商机的生意人、还有回不了国的英联邦成员国政府首脑们……如果说，在澳航停飞之前，一些民众还对澳航的境遇有所同情的话，那么停飞事件，无疑把公众的怒火全部引到了澳航身上。
　　此外，澳航此举进一步恶化了与工会的关系，使双方日后达成和解难上加难。澳航劳资纠纷走到今天，与管理层缺乏公信和公关技巧不无关系。今年8月底，澳航宣布，2010至2011财年，公司税后净利润为2.5亿澳元(约2.65亿美元)，较前一财年增长115%。然而，在此前后，澳航决定为高管加薪，并宣布裁员约1000人。这种反差，无疑加剧了工人的不满情绪。
　　显然，乔伊斯的决定或许能解围一时，却不能消除工人对收入水平和工作保障状况不满以及要求不同航线间实现同酬、缩小收入差距的呼声。
　　应当看到，澳航劳资纠纷仅仅是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伴随矿产品价格飙涨，澳大利亚矿业吸收大量投资，获得飞速发展，带来澳元汇率飙涨、通胀高企、局部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与此同时，澳国内制造业、旅游业、建筑业、航空服务业以及零售业等部门经受了竞争力下滑、原材料涨价和融资成本高涨等压力，导致某些企业亏损、裁员乃至倒闭。不少澳经济部门正处于“多事之秋”，这需要企业管理者慎之又慎，在促进公平方面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