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全球130多个国家的代表以及NGO组织将齐聚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进行全球性汞问题文书的政府间第三轮谈判。作为参与国，中国代表也将列席。环保部污染防治司相关人士指出，除了这次谈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化学品处总共要召开5次会议，直到2013年初制定出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汞文书。汞文书作为国际公约，与涉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生物议定书公约》同为最高级别的国际法，甚至比应对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级别还高。
针对这项汞国际公约，中国准备好了吗？近日有专家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作为全球的汞生产和排放大国，中国汞污染防治工作却面临着巨大挑战，存在基础研究薄弱、基本底数不清以及缺乏经济可行的替代和减排技术等诸多问题。
汞污染威胁全球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举行全球性汞国际公约谈判？这要从汞——这个特殊的金属及其全球污染现状谈起。
对于汞，人们并不陌生。汞不但被广泛应用于工业中，小规模/手工金矿开采、电石法聚氯乙烯(PVC)生产、汞法氯碱生产、电池生产、牙科用汞合金、测量和控制装置、电光源生产、电气和电子装置等工业生产都需要汞。汞和我们的生活也密切相关，煤气灶、电池，电脑中的电路板、屏幕的背光荧光灯，血压计、体温计，一些化妆品以及补牙的填料等产品中都有汞。
如果汞被大量摄入人体，会引起汞中毒，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损害。金属汞可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组织，会损害儿童脑部发育。人体如大量吸入汞蒸汽会出现急性汞中毒，其症候为肝炎、肾炎、蛋白尿和尿毒症。无机汞主要对肾脏、肝脏产生损害；甲基汞可引起急慢性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及生殖发育毒性。
国内汞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冯新斌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说，汞很容易蒸发到大气中，并且能够随空气团作长距离(全球范围的)迁移，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是几个月甚至一年。在不同的条件下，会发生沉降，并在当地食物链富集。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汞排放量极少的国家以及低密集人类活动的地区，也可能会遭受汞污染的危害。联合国环境署资料显示，由于汞的长距离传播，汞现已扩散到环境和食品中，尤其是水中的鱼里。在远离所有大型汞排放源、位于北极附近的北欧国家，海里的鱼类被发现具有极高的汞含量，严重威胁当地人的健康。
汞污染显然已经成为威胁全球的问题。由此，为解决汞污染的严重威胁，2009年2月，在内罗毕举行的25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部长级会议上，130多个国家确定在继续推动全球汞伙伴关系建设的同时，召集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利用2010年至2013年初的三年时间，谈判制定全球汞问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要求针对各类汞排放源，研究汞排放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和评估替代、控制技术和措施的成本效益等，旨在全球层面采取一致行动，限制甚至最终淘汰汞的开采和使用，对汞污染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
我国汞污染防治面临巨大挑战
冯新斌向《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说，如今全球环境中的汞主要有三个来源：包括火山运动和岩石风化等因素的自然释放、在工业生产中的人为排放以及之前沉积下来的历史人为汞排放的再释放。而在这些因素中，人为排放占据1/3的份额。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汞评估报告》中指出，从全球平均来看，汞的人为排放已导致现在的沉积速度比工业化前高出了1.5倍～3倍；在工业地区内及其周围，汞的沉积速度在过去200年间增加2倍～10倍。
我国是汞生产和使用大国，数据显示，2005、2006年，我国汞产量约占全球总汞产量的60%左右，汞需求量约占30%～40%，均位居全球首位。与此同时，我国也是全球汞排放大国。冯新斌及其课题组的研究显示，目前全球每年人为活动向大气的汞排放量有2000吨，其中中国每年排放汞约500-600吨，占全球汞排放总量的1/4还多。
中国汞排放量取决于中国的工业结构。清华大学曾对2007年我国大气汞排放量进行过估算，结果显示，我国大气汞排放量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燃煤、有色金属冶炼、水泥生产和钢铁生产等。冯新斌介绍说，电石法聚氯乙烯(PVC)的生产导致大量汞排放。与西方多采用石油为燃料不同，我国煤多油少的资源现状决定了我国PVC行业多采用电石法生产工艺。而在此过程中，氯化汞触媒是最重要的催化剂，由此就会需要大量的汞。
据预测，到2012年，中国电石法聚氯乙烯产量将达到1000万吨，汞触媒消耗量将达到1.2万吨，汞的消耗量将超过1000吨。
环保部内部人士表示，巨大的使用和排放量，使得汞削减的基数也很大。再加上由于存在着基础研究薄弱、基本底数不清以及缺乏经济可行的替代和减排技术等问题，这使我国汞污染防治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我国目前汞污染情况非常严重，污染防治工作仍存在众多问题。例如基础数据薄弱、监测信息不充分、防治及替代技术存在众多困境，末端处理不当，管理对策不完善等等。目前国内没有各个行业有关汞排放的权威数据及实时监测系统，这将直接影响到汞污染防治的效率及进度。
为落实《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初步摸清我国汞污染排放源现状，开展管理对策研究，应对关于汞污染问题的国际公约谈判，环保部从2011年4月起，组织开展了全国汞污染排放源现状调查评估工作。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相关人士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由于全国性摸底还没结束，很难判断汞污染防治的难点和重点。初步估计，各地数据将在年底上报完毕，明年初得出汇总结果。
加强汞管理 增加谈判筹码
在国内汞污染控制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及民间力量都做了大量工作。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是为数不多的长期进行汞污染研究和进行“清汞行动”的NGO之一。它是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联盟(IPEN)在中国的协调中心，同时也是国际清汞工作组(EEB)在中国的唯一合作伙伴。北京地球村化学品安全和健康项目负责人姜超说，北京地球村已在北京、上海、西安、武汉、贵阳、广州等10多个城市通过与当地医院、民间组织或学校社团合作开展了汞污染宣教活动，并和医疗机构合作，逐步实现医疗器械的无汞化替代。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相关人士认为，对于燃煤电厂，脱汞与脱硫、脱硝有协同效应，我国应鼓励技术革新，提高协同减排的效率。对于医疗器械脱汞，应该鼓励使用电子血压计、温度计等新型产品。这需要环保部门和产业部门进一步协调，出台鼓励性和禁止性的环境经济政策。
中投顾问环保行业研究员盘雨宏指出，在汞污染防治工作中，政府需要做好一系列工作。首先需要加强信息的监测，相关部门还需要深入实地调研，同时建立数据收集网络及信息平台等；其次，需要减少汞的使用，同时尽量实现汞的合理循环利用；再次，建立相关的详细标准，完善法律法规，实现源头与末端双控；最后，要加强宣传教育。针对汞排放大户的煤炭火电行业，有关部门首先需要在排放限制以及标准上进行完善；其次就是监测方面；再次，鼓励相关防治技术的研发以及运用，奖惩措施并举。
除此之外，还需大力发展公众参与汞污染预防和控制，应注意信息的披露与公开以及预防汞污染常识的普及，使民众充分认识到汞的危害性，建立节能灯和医疗器械等含汞产品的专门回收体系。
冯新斌则表示，一定要重点关注汞矿等高风险区域，建立一些风险评价体系，尤其是要建立一个以甲基汞为主的评价体系。他表示，不能用总汞去评价风险，甲基汞的毒性是无机汞的100倍，并且在人体吸收方面，远远大于无机汞。
而另一方面，冯新斌强调说，国际汞公约的谈判，除了环保，更关系到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汞公约的谈判中，一定要着力为自己增加谈判筹码。除了加强基础研究工作之外，更要认清楚形势，从历史的角度去谈问题。“西方前100年的汞排放量有20万吨，我们则几乎为零。尽管目前我们每年约排放600吨汞，但与20万这个数据还是差得很远，而全球的汞污染中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历史因素。”他表示，考虑到这些因素，在今后我国的无汞替代化工作中，一定要求西方国家进行相应的协同，为我们无偿提供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