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搞股份制高举高打，就像猛虎出山。与之对照，上海人的谨慎和周密就十分耀眼了。时尚变了，英雄已不是粗猛的西部牛仔，而是细语的白领精英，手握已不是匹马单枪，而是电脑键盘和亿万巨资了。

上海先派出“民兵”探营股份制。

1981年，龚浩成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讲了三节股票课后就有人敲打他了，龚浩成知难而退不讲了。谁想三年后龚浩成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接李祥瑞任行长，一手扶着股票钻出土挺起腰。龚浩成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1984年兴起的，老企业发债券，新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了。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农民劳动力要带着资金才让入伙，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只是一张收据，“兹有张三李四，交来股金若干，归还期限如何，年息多少”。当时发行数量也少，1 700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也不过2.4亿元。

1984年的一天，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和副行长龚浩成商谈起草股票管理办法，由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张令铃执笔。7月，8条《暂行管理办法》出来了：　

1. 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2. 发行的股票分集体股和个人股两种。

3. 集体股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及农业生产队发行，股息相当于企业存入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4. 城镇职工、居民、农村社员和侨眷等可认购个人股，股息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

5. 股票发行分定期收回和不限期收回两种。定期收回的规定发行年限，分次或一次由发行单位偿还本金，收回股票；不限期收回的由投资人持有股权，发行单位不收回股票。

6. 每年年度终结，股票发行单位根据税后利润情况，可提出一部分按投资比例分红。每年分红的金额一般可占股票面额的3%～5%。

7. 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8. 股票均以现货交易为限。

今人看这《暂行管理办法》要笑了：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发股票？老企业不行？国有企业不行？民兵探路解放军断后？上海第一个公开发行股票的“小飞乐”[1]是家多大的企业？员工总数只有50人。

上海人是小心谨慎的。当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回忆说：在最初讨论如何实行股份制时，当时的市委常委吴邦国和黄菊就不止一次来过飞乐电声总厂，每次来都悄悄地，很神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1984年11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在第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没有署名。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8日开业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  发行1万股  每股50元
【本报讯】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他透露说：将于本月18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即“自愿认购，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不论金额多少，均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权参加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向董事会提出项目，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根据公司税后赢利情况，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分发红利。

据了解，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任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今天大家怎么纪念这条消息都可以，事后的评论永远是聪明的。但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就像红军1935年来到贵州遵义，在一个逃走的敌军旅长的家里开了一个会，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幢小楼。

但当年还是有人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先登了一大块文章讲“小飞乐”，接着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董事长伊藤正则满大街找上海同行切磋。资本家总是为股票发狂。

看这条消息，今天再没知识的股民也会笑的：股票自由认购是没错，但什么叫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这太社会主义了吧？等股价跌了，咱要求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胜利大逃亡了，咱敢情乐了，人家干吗？

“小飞乐”的定向发行在登报时已大功告成，静悄悄全找好了下家。上海人没留意也就罢了。1个多月后，1985年1月14日，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时，可了不得了，上海人都醒了。延中实业[2]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代理发行，当时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呀……延中实业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元，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元。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元。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元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元，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这静安“柜台”值得一说。

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一家被盘下改造的10平方米理发店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上午9时整开盘，牌价挂出，飞乐音响买进卖出价都是55.6元，延中实业买进卖出价54元。人们涌到柜台前，抢着要“代理购入股票委托书”。飞乐音响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的1 000股股票，到下午4时15分收盘时，也售出了840股。

据《文汇报》当时的报道，在拥挤的人群中，第一个购进股票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男子，他带了1 000元人民币，买了18股“小飞乐”。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但说曾了解过飞乐音响公司的底细：“飞乐的产品正走红，我吃准了才向它投资，不会吃亏。”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给个临时收据，容“秋后算账”。

蜜月火暴过后是平淡，平淡过后是冷淡。美国人见笑了，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股票。”

当时的情形是，在静安营业厅里有两张长椅，通常都坐不满。凑巧有人想买点股票或国库券玩玩，两人私下谈好价钱，然后到柜台办手续，前后不过10分钟。这种冷清局面延续了很长时间。1986年第四季度，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成交量只有共1 367股，每日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

但静安“柜台”挺住了。就是从这里开始，成就了日后足以影响世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