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世界目前正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国债与GDP之比，美国已突破100%，欧洲整体上已达到80%，其中“欧猪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均接近或超过100%，日本更高达220%，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比例在未来年份还将继续提高。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主权债务危机既由来已久，亦非于今尤甚。各大国的债务与GDP之比的最高纪录是英国在1815年创造的，为275%，1945年为250%。法国1932年国债与GDP之比高达150%，1945年为110%，同年美国为115%。到了1999年，希腊和意大利的比例超过了100%。这些国家一路走到今天并且都站在发达国家行列的原因，大多和人们“开发出来”的各种主权债务化解手段有关。
经济学家们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增税，这也是哈佛大学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2001)里讨论的五个消减债务方式中的第一个，包括向公债持有者或富裕群体征收资本税。尽管全球经济增长颓势日趋明显且增税一般而言会损害经济增长，但不少经济学家还是特别强调向富人征税来增加税收，并认为这是改变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局面的基本途径。这项政策的另一个可能的积极后果，在于平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内部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均的愤怒。这种愤怒在今年8月发生在伦敦后，在欧洲蔓延的骚乱之中、在9月变得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虽然在政治上困难重重，但几乎所有政策建言者和制定者还都直接或间接地要求高债务国缩减支出，勒紧腰带过难关。弗格森没有将此列入他的五项“赖账”途径，但根据其《国家的破产》(2010)一书，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顾问的雅克·阿塔利把压缩财政赤字作为化解国债危机的八个途径之一。历史上通过压缩支出走出债务危机的成功案例是加拿大。1995年加拿大债务与GDP之比一度达到了100%，后通过坚决迅速地压低20%预算支出了市场信心。
营造一个低利率的投资环境，被认为既有利于减轻债务中的利息负担、也有利于经济增长。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名义利率都已经相当低了，货币政策的空间十分有限。比较而言，欧元区比日本和美国在进一步降低名义利率的空间要大一些，而美国在运用数量宽松政策或其他与之质同名异政策上则具有优势。这也就是人们特别关注美联储下一轮货币宽松政策(如QE3)何时、何等规模、以何种方式推行的原因。
弗格森和阿塔利在依靠经济增长来解决债务危机观点一致，并且在支出增长是最基本和最可靠的途经之外，也都承认在危机期间做到这一点很困难。此时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如何在减少政府支出的同时会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害最小。为在两者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哥伦比亚大学的斯蒂格利茨教授主张，在既定预算约束条件下对财政支出和税收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大对教育、道路、港口、研发和能源的支出。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教授则主张在短期内尽可能扩大政府支出以支持经济增长。如果今天的债务危机恶化能够换来明天的长期稳定增长，那就该冒预算赤字扩大的风险，因为没有增长就没有税收，进而也就没有支出。
国家用通货膨胀方式“赖账”，同时出现在弗格森和阿塔利两人处理国债危机对策表中。这是一种“公认的”隐蔽赖账方法，而且也是最经常使用的方法。历史上“最成功的”相关案例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莫属。高达1.2万亿倍的通胀率使1923年的德国国债几乎降为零。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深谙历史，他提出的对策建议就是让美国的通胀率在未来数年维持在4%-6%的水平。这虽不公平但却是加快复苏最直接的和迟早要走的一步。根据阿塔利的说法，6%的通胀率可以使美国国债与GDP之比在5年内降低20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做法在美国历史上经常被使用。
在对待战争与解决国债危机问题时，弗格森和阿塔利各持己见。弗格森关心的是战争与国债增长之间的关系，而阿塔利则把发动战争视为处理国债的手段之一，毕竟从历史上看，因战争而债台高筑者有之，大发战争之财者亦有之。在当今世界，通过战争、尤其是企图通过军事掠夺财富和巨额战争赔款来解决债务危机，已经不合时宜，至少是事倍功半。不过即便如此，靠发动战争来偿还债务的可能性不可完全排除。
在违约这一点上，弗格森和阿塔利又汇合了。违约在此指的是延期支付、债务重组或强制性债务互换，而非政府破产。近代世界的国家史也可以说是违约史。1800年至2009年，全球经历了250例国外违约和68例国内违约，其中法国就有8次，拉美有126次，非洲有63次，1932年和1939年德国和中国各出现过一次违约。1893年希腊就曾大规模地违约，并曾经导致长达半个世纪的信用中断。1800年至1945年间，暂时或永久终止偿还利息和本金引起的信用中断期平均为6年。尽管美国联邦政府从未有过违约记录，但8月剑拔弩张的“债务上限”国会争执，沸沸扬扬的“技术违约”媒体辩论，则一度把美国推向了违约边缘，并成为导致美国国债被降级的直接原因。如果说美国违约风险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希腊的违约便几乎是现实。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