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一周，正拟在A股和H股上市的温州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老板跑路，18年的企业生命戛然而止。
从今年3月至今，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发生老板失踪、公司破产、员工讨薪事件，仅9月以来，就高达25起。其中包括信泰集团、三旗集团、波特曼、江南皮革等一批知名民企。
一场由民间借贷风险传导至实业的危机正在爆发。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若任由危机蔓延，年底前温州将有40%的企业倒闭。
9月底，温州市委、市政府紧急召集工商业、银行业、担保业和相关政府部门频繁开会，密集出台行业倡议书，以保卫温州中小企业。温州市委、市政府9月28日出台《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并组建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希望通过疏堵并举，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
温州只是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金融灰色地带危机的一个缩影，在银根紧缩、民间资本投资无路的背景下，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都已成为借贷风险高危区。
本报采访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通过对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将民间借贷纳入主流信贷体系，是避免发生“中国式信贷危机”的关键。
民企生存危机
今年，劳动力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税负过重，诸多不利因素冲击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温州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商之一东方打火机厂董事长李中坚说，这次和2008年金融风暴时不一样，2008年东方利润虽少但还能活，现在是有订单都没办法做，“多做多亏”。
温州民间借贷乱象的背后，正是实业不兴，中小民营企业难以盈利已是普遍现象。
据温州经信委报告显示，许多企业年前接的订单还没做完就已经亏损。情况稍好的行业企业还能够全身而退、停产关门，或减产停工勉力维持；本来就利薄的行业比如制鞋、不锈钢、人造革等，更是已发生多起老板跑路的事件。
当人力、原材料价格纷纷上涨时，以成本和价格优势取胜的温州民营制造业本就举步维艰。而货币政策的紧箍咒造成的融资难，又成为了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9月21日，关于“浙江信泰集团老板出走”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公司门外聚集了四五十个债权人，信泰集团的高管仍在组织企业正常生产。
“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明年了，没理由会破产，而且也不相信老板真会跑。”信泰集团旗下的信泰光学公司一位高管说。
成立于1993年的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是当地眼镜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信泰集团的创办人、董事长胡福林，也是当地风云人物，曾当选温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多市级劳模、2006全球华商百业领军人物等荣誉。
不过，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胡福林开始转型投资太阳能光伏产业。而这次转型，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引起其资金链断裂的主要原因。
温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邹建强说，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各家银行几乎是“追着企业的屁股”要给贷款，“当时，大多数企业考虑也过于乐观，于是，从银行贷款后投向技术升级、规模扩张、扩展经营范围。一两年后，当这些基础建设基本完成，需要资金投入生产、产生效益时，银根却在这时收紧了。”
一放一收，无疑绷紧了企业的资金链。
中型企业如是，小企业则更艰难。因无法从银行获得持续的资金，温州商人阿志关掉了其多年经营的体育用品贸易企业，“对我们这种抵押物很少的小企业来说，实际上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
阿志说，他曾发起行业内的小企业以“联保”形式向银行申请过一笔贷款，随着银根越来越紧，“联保”的方式也不奏效了。
而且，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不仅是高企的贷款利率，贷款以外的各种附加成本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温州一位企业主举了个例子，为从银行获得1100万元的贷款，他不得不满足银行如下条件：月息1分多、开办22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购买300万元的保险。
无奈之下，阿志转向民间借贷，但民间借贷的风险又进一步制约银行向企业放贷意愿。
温州当地一些银行人士说，中小企业拖欠贷款或者干脆不还贷款的意愿正在上升，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似乎正在冒头。“小企业贷款风险是与民间借贷成本正向相关的，我们注意到，民间借贷成本逐步抬头，甚至高过2008年，这是个信号，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也很高了。”一浙江本土银行的负责人表示，目前民间借贷成本已经超过大多数小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如果银行贷款到期，小企业宁愿不还银行贷款，也不愿借高成本的民间资金来周转。
尽管相比民间借贷，银行的借款成本要低许多，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也已从去年的基准利率上浮10%~30%，提高至基准利率上浮70%左右。
根据温州市经信委的统计，一季度末，当地百家龙头企业利息支出达3.11亿元，同比增长40%，远远超出企业26.15%的负债增长率和18.3%的销售增长率。
危险的是，经信委数据显示，近六成温州企业存在为其他企业进行担保融资的情况。一旦信贷危机失控，将在相互担保的企业间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引发大量银行坏账和大面积失业。
民间借贷二重压力
在银根紧缩的形势下，短缺的信贷资金和旺盛的借款需求，让中小企业的融资前所未有地困难，民间资金也格外活跃起来，派生出一种依附于银行，又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间接融资模式。“中小企业融不到钱，并非说明温州没有钱。”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说，“利润很低的中小企业，是绝对不会去借利滚利高利贷来投入经营的，而小额贷款公司手中的资本金，相比温州民间资金总量，简直是九牛一毛，所以，大多数温州中小企业融资，只能靠银行，银根一收紧，企业只能找担保公司或者典当行，以较高的利率进行短期的资金周转。”
据方培林介绍，在贷款额度紧张的情况下，银行便会对借款人提出，首先要拉到和贷款等额的存款，以增加银行的存款基数，然后银行才能发放贷款给借款人。
拉到存款最直接、快速的办法，就是求助于资金中介。作为条件，借款人需要根据存款期限、金额等，向资金中介额外支付一笔利息。
之后，资金中介会给出略低于借款人支付利息的利率，作为储户的回报，或直接调动储户资源，或通过下家向储户筹集资金，储户根据要求，去借款人指定的银行开户并存入资金，在原有存款利息基础上，储户还能从资金中介处获得利息收益。
这种民间金融交易，带动资金量大、涉及面广，在存款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不但可以在地市、省内调动资金，还可以向全国各地延伸。
在这种需求下，温州一些担保公司已经将目光投向全国各地，巨额资金从外省市整体“搬家”到温州的银行，短期内就能获取利息收益。
今年一季度，温州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比年初增加近800亿元。“这其中除了从矿产和房地产投资套现出来的资金，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存款‘搬家’。”方培林说。
实际上，银行在民间资本的周转中间已经扮演了提高利息的角色。
多位放贷者也证实，他们借出的资金中一半为自有资金，另一半从银行贷出来的，通常是“我们将房产向银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钱出来，再用四五分的利率放出去给小企业主们，赚取中间利差”，再或者“以1.5分或2分的月息从一批老板那里借资金和承兑汇票，再暗中以3分至3.5分的高利放出去”。实际上加重了企业的融资负担。
方培林说，在银根继续收紧的预期下，企业贷款到期归还后，很有可能再也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了，因此，许多担保公司也开始不太愿意为企业垫资续贷了。
“只有大力鼓励民间金融发展，让民间资金通过小额贷款公司形式，服务于经济建设，才能真正推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方培林说。
修复失衡金融生态系统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失衡的现状，近日，温州市银监分局、温州市金融办按照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召集了包括四大银行在内的各家银行，召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人会议，再次号召各家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强化企业金融服务。
尽管监管部门早出台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等支持办法，并放宽对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目前，银行依然对小企业贷款热情不高。
不少商业银行对缺乏房产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贷款依然避之不及。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表示，国庆长假后，温州市政府将组织25个工作组，进驻25个市级银行业机构。他们的任务是，落实温州市政府新出台的《关于稳定规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内容，协助银行和企业做好融资对接，要求银行不抽资、不压贷；协助银行了解贷款企业情况，防止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
温州市银监分局副局长周青冥称，他们要求各家银行，积极向上级申请资金和额度规模；利率要下降，最高上浮不能超过30%；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如果牵涉多家银行贷款，银行间要“同进同退”，不能单独抽资等。
“根据目前温州的情况，要求银行首先要讲求社会责任，要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周青冥说。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表示，目前温州银行机构可贷给中小企业的额度，应该还有300亿至400亿。另外，近期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应该是一种短期政策，会根据情况调整。
不过，周德文认为，温州要突破现在的危机，关键在于对地方金融进行大胆创新。“温州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但民间金融的改革不仅对于温州，对于全国来说也是势在必行。”
对此，温州金融部门已在谋划更为深远的“工程”，逐步把温州建设成“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形成对接长三角经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专业金融中心。
张震宇介绍，温州将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推进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等。另外，还要进行诸多尝试，扩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开展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试点，探索组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做大做强股权运营中心，探索组建温州金融资产交易所，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拓展服务功能。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称，浙江的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金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他认为，解决此矛盾须深化金融市场，如实行利率市场化，放开市场准入扶持中小金融机构，将“体外循环”的民间资金纳入正规军。
不过，温州市金融办相关人士也认为，地方金融创新仍然前路漫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