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工信部在广州召开的中国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上正式发布了《“十二五”中小企业成长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继续清理涉及中小企业的各项收费，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服务性收费行为，减轻中小企业负担。
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工信部牵头的企业减负行动却收效甚微。知情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清查发现的69大类、上千个收费项目，还远远没有清理干净，有些项目甚至死灰复燃。
有知情人士向本报透露，国家正在酝酿建立中小企业管理体系的高层协调机制，即设立国务院直属或依靠某一大部委的中小企业管理局，以推动针对中小企业的减负行动。
减负成效甚微
早在一年多以前，一场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历时时间最长的为中小企业减负的行动便已展开。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去年6月13日，国务院成立了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时任工信部部长的李毅中担任组长，监察部副部长、纠风办副主任屈万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工信部副部长苗圩，财政部部长助理王保安四位副部级官员担任副组长。另有中央纪委驻工信部纪检组组长郭炎炎、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民政部副部长姜力、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等10位副部级官员担任成员。
工信部官员当时介绍说，为保护中小企业权益，在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方面将加大整治力度，从下半年开始，分三个阶段开展对中小企业减轻负担的专项治理活动；要求相关部门在8月底之前进行督查清理，9月至10月提出清理减负的政策性措施，12月份突出加大检查力度。
但是，一年多过去了，企业负担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接受本报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行政性收费还远远没有清理干净，无证收费和不合法收费行为还是经常会发生，在一些地方，金融危机时减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又开始死灰复燃。
根据减负工作小组的要求，除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任何部门和单位无权向中小企业收取任何费用，无权以任何理由要求企业提供各种赞助或接受有偿服务。
不过，贵州省经信委的一位官员承认，在地方上，一些职能部门重审批、轻服务、重收费、轻办事、办事效率低，尚存在“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现象。
部门相互推诿
这不是第一次减负行动，我国每隔2到3年便会组织开展一次企业减负专项性工作。而在过去数年间，全国共取消了上万种收费项目，但问题是，企业减负工作仍未走出“治理—膨胀—再治理—再膨胀”的怪圈。
在一些人士看来，企业减负始终未能走出怪圈的原因是，治理乱收费过多地放在了“运动式”的治理上。运动式的治理能在一定时期内砍掉一批收费项目，查处一批违规人员，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对乱收费产生较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是长效药。
被业内寄予厚望的《企业负担监督条例》，自2006年起国务院减负办开始负责起草，但时至今日仍未面世。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牵涉到众多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这服“长效药”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上述工信部官员说：“虽然主管中小企业的工作落在了工信部，工信部也是这次减负行动的牵头人，但工信部只有建议而没有减负实权，从而大大削弱了减负的实际效果。”
据了解，领导小组属于阶段性工作机制，不属于新设立议事协调机构，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结束后即撤销。
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推进和土地市场的降温，作为“还债第一来源”的土地出让金大幅缩水，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大打折扣，与此同时，保障房等民生工程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行政收费成为了地方政府的“救命稻草”。
“有些地方财政在难以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把收费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这无疑增添了企业发展的困难。”上述知情人士称。
设副部级机构
据悉，在此次减负行动过程中，各地也相应成立了减负工作机构。工信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地方在过去已经成立了“减负办”，这次减负工作可继续由“减负办”来组织实施。
中小企业管理体制也亟待理顺和加强。前述知情人士表示，国家正在酝酿建立国务院直属中小企业管理局。但该局也可能会依靠某一大部委，成为副部级的二级局。
“经过几次政府机构改革，涉及中小企业管理的部门主要包括工信部中小企业司、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国家工商管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司等等，这些部门管理中小企业的出发点和角度各不相同，有区隔，有重叠，也有空白。”上述知情人士说。
据介绍，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一些省、市成立了经济信息委或者工业信息委，原来的中小企业局降为委内的处级单位，地方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的行政级别和调控手段存在弱化的现象。
这显然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不相匹配。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
在接受本报采访的人士中，更多则倾向于直接在国务院直属部委层面增设“中小企业管理局”。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思路的有利之处在于有明确而具体的牵头部门，负责落实各项中小企业发展的促进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