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等所谓非正规金融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似又到了关键路口。
　　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近十年来，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导致金融信号失真，这不仅损害了总体资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
　　利率管制实际上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压低实际利率，使得整个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了低效率短板效应。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社会金融资源，大量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的项目中去。
　　不仅如此，商业银行贷款低利率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转换为国有投资的冲动，进而转换为大规模投资。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至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至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大规模的投资而国内需求不足，就会造成过剩的产能，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形成恶性循环。
　　今年以来央行三次加息，市场流动性开始吃紧，但市场融资需求旺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导致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资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形成了位差，民间金融更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造成民间利率奇高。
　　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一季度各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同样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苏，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甚至高达60%以上，是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6.56%的近10倍，过高的资金成本已经使很多小企业脱离实体。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将近1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0%。其中，20%左右即220亿元，又会通过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集资炒房等进入到“房地产投资”，地下金融不仅吞噬了产业利润，也架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
　　因此，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消弭二元分割的落脚点应该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盘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