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财政上半年累计收入56875.8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526.03亿元,增长31.2%。其中,备受广泛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收入3554.78亿元,同比增加929亿元,增幅高达35.4%,引起了许多民众甚至媒体的热议,不少声音认为政府税收增长过快是工资增长缓慢或贫富悬殊的原因。其实这样的看法不尽准确。
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发表过一个“全球税务负担指数”,将中国列为世界上税收负担第二重的国家。这个由该杂志自主炮制的排名,使许多人误以为中国是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
其实,那种认为政府税收是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观点,大概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认为在切割GDP这块蛋糕时,只有劳动者和政府这两个主体,完全无视了资本这个主体。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看,中国的税负是不是太重?
中国整体税负偏轻
衡量一个社会或国家税收负担的比较客观的经济标准,不是一个特定时期税收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某些媒体自己炮制出来的排名。衡量政府税负轻重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这是基本常识。那些一味指责政府税收的经济学家们,肯定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
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税收总量占GDP的比重究竟是高还是低?
我查了许多资料发现,中国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国,比所有发达国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而且都低得多。比如,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在世界上178个经济实体中,从高到低,中国大陆总税入占GDP的比重排名第105位,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又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2008年的数据,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是45.3%,29个主要新兴国家平均是35.5%,中国是17.9%,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和主要新兴国家的平均数都低一大截(参见图1)。而2008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5%,也是偏低的。
由此判断,中国目前应该是低税收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税收过重的时候,外资还是大量涌进。无利不起早,外资都是用脚投票的。不要以为外资都喜欢交税,专爱往高税收的国家或地区跑。所以,税收不可能是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
西方那些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比中国高出许多,按有些人的观点,是不是这些国家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就低很多呢?不是的。笔者在《中国,你要警惕》一书中用数据指出,它们的工资占比高于中国。
钱大多进了资本的口袋
说税收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不仅有违实证数据,而且还违反经济学常识。一个国家的GDP在扣除折旧、扣除某些非直接的税收、扣除来自海外的净收入这三项以后,就变成调整后的GDP。这个调整后的GDP,简单地讲,可以分解成四大块:工资、利润、利息(包括地租)以及自雇者(self-employed)的收入。即:
调整后的GDP=广义工资+利润+利息+自雇者的收入。
这就是许多经济学家讲的初次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税收并不介入。税收介入是再分配的事。
让我们将上述公式简化一下。将利润和利息(地租)看成广义的资本收入,将工资和自雇者的收入看成广义的工资,我们就得到一个简化了的公式:
调整后的GDP=广义工资+广义资本收益。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常识:在初次分配中,工资和资本收益成消长关系。资本收益过高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长期在初次分配中过低,工资和资本收益成消长关系。资本收益过高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长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为什么有调查会发现,在工资占比下降20%的时候,资本报酬占比上升了20%。
根据上面的数据,中国工资占比和税收占比都比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低很多。据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的资本收益(利润+利息)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也可以从其他经济数据上反映出来。比如这些年中国的社会储蓄大幅度上升,主要是企业存款和富有阶层的存款大幅度上升。
其实是钱进了资本的口袋。
哈佛教授尼亚尔·福格森(NiallFerguson)也曾经指出,2000~2008年,在中国的企业其利润以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上升。如果2000年企业的利润为100的话,那么,到了2008年则高达800。而同一时期,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相当缓慢。也有人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和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的数据计算出,1995~2004年,单位产品里的工资含量持续下降,而单位产品里的利润含量则持续上升。尤其是从1995年到2001年,单位产品里的工资含量加速度下降,而利润含量则加速度上升。那段时间,正是国企私有化比较快速的时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找数据去算一算。
总之,过去有一段时间,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以剪刀差的方式此消彼长。结果GDP的增长缺乏包容性,许多人面临相对贫困。所以,中下层的贫困不是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太高所致,而是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极度不公正导致的。
老百姓感到税负重是因为税收结构不合理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感到税收太多呢?
这同税收结构不尽合理有关。比如,税收结构没有反映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现状。有些税率在制定之初是合理的,现在可能就变得有些陈旧了。结果应该加征的没有加征,应当减征的没有减征,导致税负不合理。以个人所得税的负征额为例,2000元的负征额,当初是恰当的,但是,由于这些年通货膨胀的积累和贫富差距的扩大,现在来看就太低了。如果不调整这个负征额,相对通胀以前的情况,中下层的实际税负就增长了,甚至有可能这个阶层税负的份额都相对增加了。中下层是人口中的大多数,所以,多数人就感到税负太重,就抱怨政府税收太高。在房价、医疗、教育以及其他物价大幅度上升以后,现在2000元是什么概念大家应当都知道,有朋友告诉我,在一线城市维持基本的生计都不易,还要交税,自然有些牢骚。我们前面提到,中国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从世界范围看是比较低的,这是事实。但是由于税负结构有些不合理,导致了广大中下层感到税负太重,这也是事实。所谓税负不合理,就是相对于富有阶层来讲,中下层税负比较重。
调整税负结构有多种办法,例如,提高个税的负征额,同时增加高收入的累进税率;征收资本收益税,等等,降低中下层的税负在税收总额中的份额,增加富有阶层的税收份额,这样,即使税收占GDP的份额不变,大多数中下层也会感到税负的降低。
富人减税、政府举债不可取
关于税收的争论非常重要!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正在兴办许多惠及全民、缩小贫富悬殊的事,比如建立农村医保和社保、提高城镇退休职工社保等,而且还会有新的举措。这些举措的每一项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应当在本来低税收的基础上,再降低税收、增加资本收益,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终止这些民生举措;要么国家举债来办这些民生项目,走西方那种富人减税、政府举债的道路。西方的教训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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