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阳朔县兴坪镇西塘黄花坪垃圾填埋处理场，简单处理的垃圾在青山绿草间格外扎眼。资料照片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环保部联合制定的《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2011-2015年)》的编制工作日前正式启动。知情人士透露，预计三季度报送国务院审批。
　　《经济参考报》独家获悉，“十二五”期间，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业主个人投资在内，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总投资达到2800亿元，也就是说，按照环保产业投资对产值1：1.2的乘数效应，到“十二五”末，生活垃圾处理的产值将约达3360亿元。

　　垃圾处理战线将全面铺开

　　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低碳发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专门提到，未来5年，要实施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设施配套工程。相关资料显示，在对日前的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行的解读中，这是国家发改委首次将垃圾无害化处理与城市污水处理并列提出。
　　“纵观世界各国污染治理的不同侧重点，几乎都要走过从水到大气，再到固体废弃物的一条路子，我国也不例外。”中国环境学会固体废物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聂永丰表示，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固废处理是比污水处理、大气治污大得多的产业，超过环保产业总产值2/3。
　　国家发改委人士乐观地表示，垃圾处理产业“西部下到县，东部下到乡”的格局将在“十二五”逐步推开，形成“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产业链，点亮更大的环保产业前景。有业内人士指出，“十二五”期间，污水处理产业将平稳发展，垃圾处理产业逐步壮大，两者“平起平坐”指日可待。
　　聂永丰透露，“十二五”期间，生活垃圾处理中央投资有望达到1500亿元，达到“十一五”期间的污水处理投资规模，并大约带动相同体量的地方投资，垃圾处理将成为继污水处理之后新的产业热点。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城市垃圾处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透露，各省“十二五”将动用2000多亿元用于生活垃圾处理。
　　长江证券环保产业分析师刘元瑞曾在研报中指出，“十一五”期间，垃圾处理以25%的增速位列环保投资之首。他指出，“十二五”期间，将需至少新配置500吨日处理能力的垃圾焚烧炉358台，按照每台3000万元计算，垃圾发电对于焚烧炉要求的规模有108亿元的市场空间。
　　今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即指出，提高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到2015年底，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80%。聂永丰透露，这比2010年底提高10个百分点，也就是要每年新增大约1600万吨的垃圾处理量，“这还不包括县城的巨大需求”。
　　另据19部委及相关单位编写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显示，到2020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100%，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35%；农村和乡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50%，农村固体废物循环利用率达到60%。
　　一位参与上述国家级规划制定的专家向《经济参考报》透露，“十二五”垃圾处理产业面临三大利好：一是随着国家日趋加严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标准，环保投资有望大幅追加；二是服务区从城区扩大到郊区、县城，垃圾处理总量的增加扩大了市场需求；三是城区现有收运垃圾的处理率仅为2/3左右，其余的诸如秸秆燃烧、垃圾围城等仍处于“真空地带”，未来仍有较大挖潜空间。
　　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认为，未来垃圾处理将不仅仅是简单清运和填埋，填埋需要铺设防渗膜，焚烧需要进行二噁英等有毒尾气处理。多位业内人士提出，在政策驱动型明显的环保产业，逐步提高的规划目标及逐步加严的行业标准，将为环保产业大发展提供显著空间。

　　垃圾焚烧厂成民资“香饽饽”

　　中国环境科学院固体废物研究所所长、主持《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中的固体废物战略研究的王琪曾透露，在我国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垃圾处理(市容环境卫生)所占比例处于倒数第二位。她透露，从城市维护管理资金支出数据可看出，生活垃圾投入比例很低，我国仍有大部分地区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用，达不到60元/吨的无害化处理最低限度。
　　这一情况正在悄然改变。“这几个月，许多原来投资房地产和高速公路的民企老总都找我咨询垃圾处理的相关技术。”一位行业网站特聘专家向《经济参考报》透露，政府信用度高、市场需求稳定增长、经济周期性弱等特性，正使垃圾处理厂成为民间资本的“香饽饽”，“内部收益率可达8%以上，不算暴利，但也不薄。”
　　上述专家向《经济参考报》算了一笔投资回报率的账。以垃圾处理率接近100%的北京市、渐受民资青睐的垃圾焚烧厂为例，垃圾焚烧厂的0.5-0.6元/度的上网电价几乎可与人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等运营费用相抵消，再加上从政府获得150-160元/吨的居民垃圾处理费，扣除企业针对渗液、飞灰等排放物的治污成本，企业可实现70-80元/吨的净利润，一个中型垃圾焚烧厂的日处理量约为1000吨，其全年净利润约为2500万-2600万元。
　　上述专家也提醒，民间资本在选择落脚地时，还要综合考虑当地土地、用水、用电、电网接入是由政府出资还是自筹资金，此外污染物处理费用是否太高。“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由于要高价买电，电网企业不愿意为垃圾焚烧厂延伸建网，经常把建网计划排到不现实的三五年后。”该专家称。
　　一位业内人士呼吁，目前城市垃圾焚烧厂采取特许经营制，由于缺乏合理布局和透明招投标，可能导致“这个市领导批准一个，那个市领导批准一个”，最后垃圾处理能力大于需求，出现产能闲置。但聂永丰强调，二三线城市仍然严重供不应求，生活垃圾处理率估计只有大约40%，普遍低于一线城市四五十个百分点。

　　农村垃圾处理亟待破冰

　　“目前每年城区、郊区和农村的生活垃圾分别约为1.6亿吨、0.3亿吨和2亿吨，也就是说，农村垃圾的处理需求比城市还大。”上述专家指出，截至2010年，仍有接近1/3的生活垃圾被乱堆、乱填、乱排；而如果考虑到农村垃圾接近零处理，当前全国垃圾焚烧、填埋和堆肥等处理率可能被“腰斩”。
　　环保部相关研究显示，目前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基本空白，难以确定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农村生活垃圾基本都在村镇周围和住所周围自行倾排处置，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被倾倒进江河湖海，“三峡大坝每年都要拦住很多生活垃圾”。
　　“如果按照一般生活垃圾产生系数计算，我国13亿人年产生生活垃圾约为4.75亿吨，其中农村生活垃圾应该约为2.75亿吨，而我国每年至少有2亿吨的生活垃圾不经任何处理直接进入环境，垃圾包围村镇、沿海垃圾成堆等状况越发普遍。”一位环保系统学者表示。
　　有接近国家部委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支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至多达到生活垃圾处理基础设施七成的财政资金。“但运营成本只能依靠地方自筹资金，这也导致了许多西部县城‘重建设、轻运营’，高水平建设的填埋场退化成堆放场，不压实、不覆盖，苍蝇飞去，恶臭扑来，污水溢出地表四处流动。”该人士称。
　　徐海云也表达了担忧，和城市环卫部门不同，农村垃圾处理缺乏专业化的收运和处理队伍，“很多乡镇根本给不起这笔工资，更别提农村了！”聂永丰则指出，与污水处理不同，垃圾处理技术路径繁复，且需要改末端治理为全过程管理，上述地区缺乏技术队伍。
　　上述国家发改委人士呼吁，市场经济模式不能作为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的出发点，只能作为推进产业化的制度设计，“如果只讲求企业的趋利避害，而不顾对百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实际影响，那么农村垃圾处理将无从谈起。”
　　环保部门专家建议，应将包括生活垃圾在内的固体废弃物管理指标的减量率，列入地方节能减排指标体系中，并将这一指标体系作为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通过行政手段弥补市场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