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普遍认为“三公”经费公开是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但是笼统的数字和公开的程度却让一些人质疑这离真正的公开差距甚远。新华社发（杨树山/绘）

    中央单位公务接待一年花费超过14亿，而尚未完全公开的地方公务接待费用则无从计算，这成为“三公消费”泛滥的一面镜子。如今，治理公务接待腐败这一顽疾到了势在必行的时候，而专家也为此开出了各种“药方”。

　　公务接待是一笔糊涂账

　　最近，业界最热的话题莫过于中央单位“三公”经费的公开。据记者了解，截至8月9日，已有94个部门公开了“三公”经费，这表明中央单位的“三公”经费公开进入尾声。
　　在已公开的“三公”经费中，记者统计发现，除了被业界质疑的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六成以上之外，用于公务接待的费用竟然达到了143799.2万元，而财政部公布的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中，公务接待费则高达15.19亿元，其中，国税总局(含全国)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额最高，为6.67亿元，平均每工作日花182万元。
　　此外，在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中过亿的有两个部门，除国税总局(含全国)外，还有质检总局，超过1.13亿元；而国家文物局、体育总局、宋庆龄基金会、国家能源局、工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7家单位的公务接待费比去年决算增长幅度在50%以上。
　　在中央单位相继晾出“三公”经费后，北京、上海、陕西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公开了自己的“三公”经费，其中公务接待费同样“壮观”：北京7月21日公布的2010年公务接待费为0.9亿元、陕西省政府7月25日公布的2010年公务接待费为2.05亿元、上海7月28日公布的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3.3亿元。
　　不过，一个个令公众咂舌的公务接待费用数据背后却是一笔糊涂账。记者试图了解这些庞大费用具体用于何处，其中吃喝、住宿、礼品等各种费用各是多少，但从官员到专家没有一人能说出其中的大概数字，相关部门也只是笼统的对数据进行了解释：国税总局说“职工众多，分摊之后其实数字不大”；中科院认为高达九千多万的接待费接待外宾多；国家文物局对“今年公务接待费预算较去年决算增加100余万”的回应是，因为有7个与中国签署文化交流协议的国家，因受各种因素影响，未能如期派出政府代表团访华，造成当年公务接待费支出相应减少。
　　此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表示，公务接待费用的主要出口是各个行政单位的“小金库”及下属部门、相关公司宴请领导干部等花的钱，也就是“请吃”和“吃请”，这根本体现不出来，“据我所知，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调查统计可以准确反映公款吃喝费用的总量”。
　　事实上，公务接待费高昂受到质疑已非一两天。早在2008年11月29日央视播出的“新闻1+1”节目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的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就曾透露，中国用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的开支，一年高达9000亿元，占行政开支三成。数据出来后，各界纷纷引用，但财政部当时称这一数字“严重失实”。不过，王锡锌强调，这个数字理应由权威部门公布，然而一直没有这么做，因此社会上才会有各种的猜测。而已退休的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也说：“我一直想了解这个数字究竟有多少，但一直都看不出来。”他表示，由权威部门把相关的统计数字公之于众是最理想的。
　　然而，现在看来，相关部门的作法和态度表明，要让公务接待费短时间内透明化并不容易。　

　　“疯狂”的公务接待消费

　　随着“三公”经费的公开，尽管数据不太清晰，中央单位的公务接待消费还是多多少少给公众画出了一个大概的轮廓，而地方政府和央企的公务接待消费却如一个无底的“黑洞”，无从探知。
　　尽管目前对地方政府和央企公务接待消费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总体数字，但人们的普遍感觉非常庞大。我们可从一些地方公布的具体数据对此大体加以推算。如，湖北襄樊市财政局、老河口市财政局课题组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在2000年，老河口市行政事业单位招待费就达到了1980万元，占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支出的18%。
　　不仅如此，近年来曝出的连串事件也佐证了公务接待消费的“疯狂”。
　　今年3月，一则名为《考察组到我市是考察还是公款吃喝旅游？》的网帖在各大网络论坛热传。帖子曝光的是一份广西崇左市名为“考察组”接待安排，实为“公款吃喝旅游”的方案。方案显示，“考察组”于2011年3月28日至31日“考察”4天，却只开两个小时的会，其余时间全是吃喝玩乐。尽管最后广西崇左市委办公室负责人称，这仅是一个接待安排草案，实际并未执行，但专家认为，这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三公消费”在某些地方泛滥的情况。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说，类似这种借会议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的事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事实说明，广西崇左并不是一个孤例：华声网友论坛2009年5月20日曝光江苏省江阴周庄医院院长一顿饭消费5586元、2009年7月有网站贴出福建省南安市华侨中学5个人吃一顿饭2870元，四个月吃掉19万的消息、网友“ooqpqp”2011年1月1日在天涯杂谈发文称，2010年3月8日东莞市中堂镇一次政府接待用餐花费了3万多元，并贴出了这顿价值32436元的午宴账单、有网民今年2月微博爆料：“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公款天价大餐，在上海慧公馆一餐花费近万”，帖上的发票显示，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消费9859元，时间是2011年2月28日，收款单位则为慧公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去年夏天，公务接待还“压垮”了山西平遥古城，繁重的公务接待任务使本身就不宽裕的当地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连古城保护都经费困难。
　　实际上，公务接待吃天价饭、喝高档酒、住豪华店，进娱乐场所奢华消费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公款旅游、私客公待、公款送礼等现象很普遍。公务接待成了个筐，什么费用都可往里装，而许多无实际内容、无明确任务的参观学习、培训考察和会议，以各种名义发放的补助、津贴，造成了公务接待费用过快增长，导致了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治理公款吃喝须下猛药

　　长期以来，公务接待费一直居高不下，成为民众诟病的顽疾，究其原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一是目前相当多的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外循环，很难掌握具体数目；二是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实际决定权掌握在政府而非人大手中。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人大难以监督。
　　现行的《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制定于1998年。根据该规定，地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招待费，“指在接待地发生的交通费、用餐费和住宿费”，“开支标准……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2%”，而“中央级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招待费不得超过当年单位预算中‘公务费’的1%”。但是，“对于公务费中财政安排的专项会议费、专项器具设备车船保养修理费及其他一次性专项经费，在计算业务招待费时应予以扣除”。
　　不过上述接待活动中，其实际开支也难以详细计算——比如用于接待的酒店、活动场所等各项设施，尤其是各级行政事业单位所辖的“内部招待所、酒店”，其建设、改造投资不列入招待费科目，属于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或者专项基金。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各种各样的公务接待名目繁多、形式多样，很多地方花的接待费用更是一笔糊涂账。虽然中央明确要求公开透明，但由于接待关系多发生在政府部门之间，对很多普通人来说，公务接待的次数、标准、费用难以获知。
　　因而，汪玉凯说，“公务接待消费必须全部纳入预算，并且公开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另外，必须依照合理的原则，制定每个级别招待的规定和标准，并对违法者严格问责。”
　　除了信息公开，竹立家认为，加强执行力也是关键，“制度检查、监督不够，许多法规条文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就是落不到实处，本来是刚性的制度可是一到执行环节就被各个部门‘柔化’了。”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要用“严刑重典”堵住这个“黑洞”。2009年，富润(浙江)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呼吁“公款吃喝者侵占和浪费了社会财产，应当对此通过立法定罪”，并建议修改刑法设立“挥霍浪费罪”。而北京一位检察官方文给公务接待浪费给出的“药方”是：经费必须卡严、监督不可放松、追责动真格。他认为，对公款吃喝歪风就得下狠手。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龙太江教授则把制度化、货币化、个体化、市场化、公开化作为公务消费改革的方向。
　　不过，有专家表示，公务接待腐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中国没有公共财政的概念，也缺乏对政府财权控制的监督机制，治本之策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公正公开的公共财政体系。

    链接：“三公”经费如何接受百姓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