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获悉，为实现资本市场供需平衡，打造“投资友好型”市场，即将出台的资本市场“十二五规划”将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吸引长期资金入市。同时，有关部门目前正积极研究“中国版４０１Ｋ”的相关课题，推动养老金和企业年金入市，实现养老体系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推“中国版４０１Ｋ”条件趋成熟

　　随着新股发行节奏的不断加快，尤其在紧缩货币政策的大环境下，资金匮乏已成为制约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瓶颈。然而在另一方面，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我国五项社会保险资金累计结余已达到２３０００多亿元。据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中心主任郑秉文测算，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收益率不到２％，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五险”基金的利息损失高达６０００亿元以上，相当于抵消了同期财政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所有补贴。而到２０２０年，仅养老保险滚存余额就超过１０万亿元，届时收益损失将达几万亿元。
　　一方面是市场对资金的渴求，一方面是养老金的不断损失，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如美国的４０１Ｋ计划，实现两者的成功对接，已成为监管部门关注的重要议题。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闻岳春表示，“２００４年前后，尚福林主席曾经提到过美国的４０１Ｋ计划，并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反响，其中原因就是当时的股市也处于低迷状态。现在六七年过去了，目前二级市场的整体状态和２００４年前后较为相似，所以“中国版４０１Ｋ计划”的推出时机更成熟了。
　　闻岳春表示，相对于２００４年，中国经济的体量明显增大，对于社会保险体系的保值增值呼声不断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规范程度也显著提高，有关方面对于上市公司分红的制度设计正不断推出，现在已是启动“中国版４０１Ｋ”的良好时机。

　　多部门的系统性工程

　　“目前各大企业纷纷建立企业年金，有的是企业自己进行投资，有的是委托机构进行投资。美国４０１Ｋ计划更多针对的是企业年金，我们也可以循序渐进，从壮大企业年金规模，积极引导其进入资本市场做起，再谈整个社保体系资金的进入。”闻岳春说，监管层多年来一直努力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但就美国４０１Ｋ计划的经验看，我们的４０１Ｋ计划仅靠证监会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财政、税务、人保等部门的共同推动，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业内人士介绍，美国４０１Ｋ计划的核心是延迟纳税和税收优惠的政策支持。美国对按照４０１Ｋ条款设立的退休基金，允许有相当于雇员工资２５％的供款的税前列支，等到退休后提取时进行缴税。“你如果放１０００美元，公司会比配１０００美元，如果你放２０００美元，公司也放２０００，所以有很多激励机制让你多放。当你５９岁拿出来就会交很少的税，５９岁之前拿出来要交很多的税，还要有罚款，这就叫延迟纳税。”
　　业内人士表示，“这种制度设计避免了养老金的初始基数因纳税而减少，保证了养老金规模的不断壮大。同时，退休时缴税的做法也能避免税款的流失，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
　　然而，目前困扰“中国版４０１Ｋ计划”的瓶颈在于能否效仿美国４０１Ｋ计划中的延迟纳税制度，这更多地需要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点头。２００９年６月，国税总局下发《关于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规定企业年金企业缴费部分可按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５％的标准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比例远远低于美国４０１Ｋ计划。
　　“如果在年金领取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则税务机关必须在企业建立年金后的数十年随时监控年金的运行，且保存数十年的个人信息，这是税务机关目前担心的主要问题。”业内人士表示，“但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加拿大及大多数欧盟成员国都对企业的缴费部分或全部免征企业所得税，并允许在一定比例内递延或免征个人所得税，有利于鼓励企业和职工进行缴费，并调动他们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积极性。其实，只要从国家层面做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各个部委坐下来一起协商，上述问题其实并不难破冰。”

　　资本市场制度安排悄然酝酿

　　在税收等相关问题尚未解决的当下，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除了相关课题的研究之外，诸如推动强制和鼓励分红的相关制度安排已在悄然酝酿，并有望在资本市场“十二五规划”中得到体现。
　　“尽快出台鼓励和强制上市公司分红的政策，将再融资条件与上市公司分红情况结合，推动取消红利税，争取形成较为健全的上市公司持续回报股东机制，这都是未来五年监管层有望出台的有力举措。”分析人士表示，“包括企业年金、养老金、社保资金在内的长期资金，他们希望追求的是稳定长期的回报，持股时间以几年甚至十几年计算，所以有关部门希望通过加大分红力度，确保这些长期资金的投资收益。”
　　而据消息人士透露，未来几年内，上市央企有望成为强制分红的领航者，助推“分红型蓝筹市场”的逐步建立。“上市央企是蓝筹市场的主体，且蓝筹板块体量大，本身也是这些大规模长期资金的优选标的，如果他们能够在分红方面作出表率，中国４０１Ｋ计划的进程就能大大提速。”分析人士表示，“另外，监管层也将积极推动进一步放开保险资金投资比例限制的工作，逐步放松基金公司准入，引入基于长远发展的市场化竞争机制，打造一个投资友好型的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