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情况越来越恶劣，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冰冻期。”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关安平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金融大家谈”栏目专访时表示。
关安平说，中国企业本身的信用值偏低，是其赴美上市的一大障碍；而“急于求成”的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时不注意保护自己，也使得自身更容易被置为“做空”的靶心。他表示，企业赴美上市不仅应考量经济周期和环境因素，也需提高自身信誉价值，苦练“内功”。
据ChinaVenture最新的统计数据，2011年7月，总计35家中国企业在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227.39亿元人民币，但整个7月无一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比如，原计划在7月登陆纳斯达克的迅雷宣布因市况欠佳推迟IPO，且未来上市时间未定；同样，原计划在本周路演的盛大文学也宣称，暂停在纽约证交所融资2亿美元的IPO。
关安平指出，目前出现的很多中国海外上市公司遭遇做空和将要被集体诉讼的案例，这其中既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中国企业自身的原因。“在金融周期面前，美国需要经济复苏，但它需要的是自身性的复苏。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不受到欢迎，可能有企业在技术层面上触犯‘美国自身’利益的因素。”关安平向“金融大家谈”栏目分析指出。
而“失信”正成为中国企业赴美上市的最大阻碍。关安平对“金融大家谈”栏目表示，中国企业的“信用缺失”使得投资者对这些企业普遍没有好感，除非上市公司能够有效地提升自身的信用值。“信用缺失”无形中增加了海外上市约40%至50%甚至更高的成本，个别企业由此而轰然倒下，也不是危言耸听。
关安平说，中国许多境外上市公司为了追求时间的效率和经济的回报，多运用反向收购这种运作手段来上市，而非IPO。所谓反向收购，是指非上市公司股东通过收购一家壳公司(上市公司)的股份控制该公司，再由该公司反向收购非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使之成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原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一般可以获得上市公司70%至90%的控股权。“运用反向收购能达到间接上市的目的，也能避开初次上市所遇到的严格审查和督导。”关安平说。
这种“反向收购”的手法也折射出中国企业急于海外上市、快速扩张的一种心态。关安平对“金融大家谈”栏目说，快速发展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企业发展过程，如不在短期内练就风险控制的“内功”，则最终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比如，有些企业求成心切，花小钱聘请一些意在谋取圈钱的国外中介商协助其上市，但这些中介商往往目的不纯，它可以把你做上市，未来也能把你做空。而中国的企业往往没有经验，也普遍缺乏预见性，并未保留公司上市时不同时期所用的齐全的原始资料，如公司计划、对重大合同的演变，财务上历次调整时中介给出的意见等等，而这些材料都能够说明企业是被中介诱导甚至误导上市的。”关安平向“金融大家谈”栏目表示。
关安平明确指出，中国企业着手“反向收购”等方式在境外上市之前更需要在国内进行必要的发育，做出过硬的准备，切实提高风险控制能力。他说，中国企业有很多是家族企业，或是那种“我和你是世交，他和她有关系”的链状企业集合体。在国外看来，这种链状企业集合体非常不市场化，它只是将生产的各个环节的企业简单地“攒”在一起，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不能保证。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上市谋得更大发展，必须要改变家族企业的成分，聘请社会的独立董事进入董事会，进行认真的辅导和监督，并能出具三年以上的股份公司营业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公布，如此之类的 “内功”均需要认真习练。
关安平向“金融大家谈”栏目强调说，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首先并不是一件坏事，美国市场固然是世界上发育最好的市场，任何有上市意愿的小企业都可以在美国市场上市。不过，这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也有国内体制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国内的体制成本正在不断增高，我称之为体制性通胀，这种体制性通胀逼得企业外逃，到海外上市，因为它要寻求另外一种更低成本的体制。最近中国企业海外遭遇做空的事件，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把好的体制产品供给中国企业自己？”关安平说。
关安平说，提高中国国内体制的公信力，降低体制运行成本，既可以帮助走向海外融资的企业减少，乃至清除弄虚作假和一夜暴富的走捷径等不健
康意识，又可以坚定一些急欲出走的企业回归中国。因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元升值，使日本企业急于走出去购买资金或上市，其失败的比例较高，与中国今日企业的“出国潮”相似，中国应当尽可能借鉴并避免其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