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百万机器人替换工人”，“16省市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物价居高不下”。在这三个看似不相干的事情背后，其实都折射出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大趋势。而这一趋势正在倒逼中国加快经济转型速度。
　　客观地说，作为一家IT代工企业，1988年进入大陆的富士康最大的优势在于制造成本低，这一优势得益于大陆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从本质上讲，富士康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企业，这就要求企业用更严格的管理维持高效率，在思想更加活跃的80后、90后成为主力员工后，劳资矛盾自然更加突出。
　　其实，富士康的发展路径也是30年来东部省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路径，即依靠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增长，其驱动因素就在于充足的要素投入，这受益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的拐点或许早在2005年就已经到来了。
　　这一人口变化趋势所带来的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涨推动价格上涨，从而上移通胀水平中枢，这也是货币因素以外的推涨CPI的主因，2007年至2008年那轮通胀即外部输入和人力成本两方面因素的叠加；二是劳动力供给的约束改变了收入分配，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三是在人口红利期过后，储蓄率缓慢下降，杠杆率下降，投资增速下降；四是反映在宏观经济总量上，经济增长的整体中枢区间将出现明显的系统性下降。
　　面对这一系列转化，“富士康机器人”释放出明确的转型信号。笔者前期在江浙等地采访调研时也发现，民营企业最近几年的转型升级意愿颇高。
　　“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其后，非农产业必须提高工资水平才能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现在看来，在越过“刘易斯拐点”后，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降低，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将难以持续。这将引发中国经济长期驱动力的转换，倒逼中国加大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的力度。
　　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过程中，政府又该做些什么？其一，在要素投入不可持续后，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就转换到效率的提高，现在看来要依赖科技进步，这也是中央政府对新兴产业寄予厚望的原因；其二，在增长动力从投资转换到消费的过程中，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障型消费应及时跟上，包括社保、医保以及现在更为迫切的保障房；其三，在劳动者和资方谈判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政府应帮助改善劳动收入分配；其四，打破各领域有形无形的门槛，给民营企业更公平的投资机会；其五，借助广阔的领土纵深，做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承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