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朝着复苏的方向前进。但当前危机中形成的双轨经济增长格局仍十分明显：即发达国家处于低增长、高失业、通货紧缩之中；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经济增长速度较快、通胀较高，经济处于过热状态。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眼下的复苏怎么看来都非常脆弱且充满着不确定性。
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资本大量涌入，新兴经济体能否有效应对？对于中国来说，增长速度的疑问更是形象而又直截了当地化身为“软着陆”还是“硬着陆”的问题。上周，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11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脆弱还是可持续：经济复苏的轨迹”在上海召开，会上，中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美银美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等专家围绕“中国经济：可以软着陆吗”的议题展开讨论，虽然“硬着陆”风险小是比较一致的声音，但对结构调整、外资流入、通货膨胀等，专家们还是道出了各自的担忧。
结构调整实实在在发生着
“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比较复杂，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调整时期。”中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发言一开始就对当下的中国经济给出了基本判断。
回顾“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发现中国经济结构中非常突出的两大特点。第一，这个结构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十一五”计划的22项指标中有14项是预期性指标，其中有三项指标最终没有完成，分别是服务业占就业的比重，服务业增加值、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这凸显了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第二，第二产业的结构又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已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因出口受影响而同时陷入危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明确这两大特点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未来会遇到什么。在曹远征看来，如果说以往的结构调整都只停留于口号的话，那么，现在结构调整正实实在在发生着，因为跟过去30年相比，四重因素正发生重大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似乎不那么乐观，仍处在低迷之中，并且前景也并不是非常光明，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不可持续的。
第二，中国跟很多亚洲国家一样，都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获得的快速增长。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建立在低成本劳动力基础上的低成本制造优势。现在看来，农村劳动人口的转移已经变化，45岁以上的农民已经不出来打工了，这意味着工资会有次序地上升，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
第三，中国经济是投资推动型经济，得益于中国的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和人口结构高度相关。最新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
第四，过去中国经济是资源消耗型、环境不友好型的，而现在这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有数据表明，1993年到去年年末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石油消费量的53%依赖进口，在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存在疑问的情况下，节能减排自然成为大势所趋。
四重变化使得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而调整的方向则是--“我们希望中国通过扩大人均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使中国市场逐步走向世界前列，那么以此为需求的扩张、内需的扩张将带动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创造中国经济可持续的未来。”曹远征说。
货币政策遭遇挑战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把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中最大的难点归结为“资本流入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根据交通银行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账款总数明显高于去年同期，达到2.1万亿元人民币，"这反映了6个月内资金加大力度流入了境内。"连平认为，资本大量流入会产生很多宏观及微观效应。
首先，会妨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银行发放贷款是严格受监管的，包括央行的货币政策、国家的行业政策等一系列导向，比如对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的行业，银行是不能够发放贷款的，对房地产行业也有非常严格的控制。而从境外流入的资金，完全是逐利的，只要这个行业有利可图。
其次，会导致融资结构的扭曲。市场上增加了两万亿元境外资本，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冲，收掉流动性，使市场上的资金总量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然而，这么一收是不平衡的，那些本来能够从信贷或者说其他渠道获得融资的地方，现在就很难得到。也就是说，境外流入资金满足了一部分需求，但是另外一部分需求的融资环境就偏紧了，所以出现了融资结构问题。
第三，会给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压力。连平担忧，央行要紧缩，但再紧缩，因为高利率，资金还是要流入，于是，不断紧缩，不断再流入，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这一状况2007年到2008年也曾阶段性出现过，但这次的外部经济大环境跟当时有很大不同，2007年是股票大幅上扬，房价也大幅上升，而这次股市基本是在低迷中徘徊，房地产市场也波澜不惊。
在连平看来，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碰到的各种问题，都是资本流入带来的问题，影响了货币政策，然后再波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下半年利率不能升高了，“如果利率继续保持上升态势，对于资本流入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也会给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新的压力。”
不要纠结于“硬”或者“软”
关于中国经济究竟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增长速度的问题。美银美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蒂莫西·邦德把“硬着陆”定义为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9.5%降到7%。他在论坛现场发问，认为中国GDP增速会降到7%的请举手，应者寥寥。他说，他之前在美国和英国的会议上做过同样的提问，美国有30%的听众举手，而英国听众更悲观，有一半认为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
这个例子可以反映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对自身看法的差距。不过蒂莫西·邦德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硬着陆”的可能性做出了分析。他的判断依据也很简单明了--公共债务，全世界都在与公共债务作斗争，通常情况是，公共债务一旦超出限度，那么经济体就会陷入危机。根据美银美林的数据，2010年，中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只有18%，低于危机前美国60%的水平，更是远远低于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等深陷欧债危机的国家100%以上的债务率。从这个角度来看，硬着陆的风险确实不大。用蒂莫西·邦德的话来说，中国最大的风险不是硬着陆，而是缓慢地、漫长地放缓过程。
中银集团则明确尽管有缓慢回落的迹象，但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并不是很大。曹远征表示：“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肯定可以维持在9%以上，甚至有希望达到9.5%左右。”他担忧的不是增速，而是物价上涨。他预测，CPI数据4季度有望回落到4%左右，全年物价增长应该在5%左右。“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敌人还是物价上涨，尽管物价上涨不完全由通货膨胀因素引起。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上涨是短期宏观政策难以对付的。”他分析，这一次通货膨胀不完全由货币因素推动，尽管货币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才是症结。拿蔬菜举例，蔬菜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成本大约占到整体成本的40%以上。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所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都会随之上涨，这不取决于货币政策，这是一个比价关系的调整。
他提醒，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一系列的结构调整将是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纠结于“软着陆”还是“硬着陆”，不如修好结构调整这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