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迪“红旗报告”的余音未了，惠誉又发布报告向35家中国企业发出警告，并把矛头指向企业的财务报表和公司治理等问题。与穆迪针对6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警告杀伤力巨大不同，惠誉报告的杀伤力要弱得多，被其点名的西部水泥甚至还逆市微涨0.3%。
    自浑水、香橼等针对境外中概股发布一系列做空报告以来，质疑中国企业之风迅速从美国向香港甚至境内蔓延。是次惠誉把矛头指向中国会计准则，显示出了质疑从具体个案上升至一般性命题。
　　可以预料，惠誉对中国会计制度的批评将引发相关管理部门反弹，这既必要也必需。不过，把国际机构质疑和看空解读为针对中国的做空阴谋，并以国际机构不了解中国国情之由而进行不屑一顾的斥责，并不足取。
　　如果把穆迪、惠誉的质疑报告理解为市场信息之一，那么阴谋论反而有护短之嫌。在天然存在信息不完备性的市场之中，信息的传播就是在披露—质疑—澄清中得到有效传播，清者自清、浊者暴露，信息为市场识辨风险提供条件。阴谋论思维不仅损害了市场信息趋势互动的正常传播方式，而且不利于投资者对风险的识别。
　　即便是具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国际评级机构的研究报告，也只不过是市场诸多信息声音之一，并不意味着其分析和质疑就代表着真相，正如上市公司根据信息披露规则提供的信息并非都没有瑕疵一样，独立的市场参与主体都应在审视中批评借鉴，因为最终做投资决策和承担风险损益的是投资者本身，除非国际评级机构、做空者和上市公司发布了虚假信息，否则一切的投资损益都只能自身承担。
　　相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市场投资者和国际评级机构处于信息弱势一方。因此，相对成熟的市场都会构建有效的补偿机制，如举证责任倒挂的辩方举证制度、针对信息弱势方的无罪推定原则等，这是上市公司在信息不对等下获得融资后，对交易对手方应尽的补偿性义务，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因此，上市公司面对市场做空质疑等时，应主要就事论事地澄清和回应做空者和质疑者的诘问，这样才使市场信息走出了单纯的发布—接收模式，而进入了互动的信息交换模式，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信息质量，促使市场更有效地定价和资源配置。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评级机构成为众矢之的，各国政府和部分市场投资者指责评级报告导致了次贷风险的累积。为此，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盟禁止国际评级机构对受援助欧盟国家信用评级、禁止CDS裸交易，这与当前国内部分人士以国际评级机构不了解中国国情来回应质疑如出一辙，国际评级机构俨然成了危机爆发的肇事者之一。
    遗憾的是，这是逃避风险的一种寻找替罪羊之举。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市场主体，固然有其他机构难以比拟的市场影响力，但其市场影响力源自长期浸淫市场积累起来的信用，其市场可信度是市场赋予的，同时市场也可基于其服务质量而让其身败名裂，失去存在基础。当然，我们不可能指望评级机构发现和识辨所有的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因为信息和事件在时间轴线上的动态演进使任何人和机构都无法揭示所有风险，评级机构只能揭示一般性风险，为一般性风险提供警示。
　　因此，用国情来反驳国际评级机构显得很无力。国情作为一种特殊性并不能掩盖普适性的特征，如上市公司信息并不能用国情来遮掩，会计准则是否存在不完善之处也不能以国情来开脱，否则市场交易就没有了普适性，国际化、跨境贸易和融资等将举步维艰。殊不知，当前国内上市公司提供信息的质量不高，信息和财务欺诈等日益突出，都使我们有理由反思当前的会计体系是否需要完善。同时，国内缺乏做空机制、信息传递渠道单一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市场功能的发挥，不利于提高作假者成本。显然，这些都是有待完善的领域，不能因为国际评级机构提出质疑就认为可笑。
　　由此可见，当前国际机构针对中国企业的质疑有见风就是雨等问题，但对质疑和唱空保持谦卑则是中国企业和资本市场走向成熟的必要态度。唯有对挑剔的质疑和批评敞开包容海量，唱空才会失去市场，否则一味以阴谋斥之将使中国企业丧失国际融资的机会，更不用说实现“走出去”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