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则是最复杂的一年。2011年将延续2010年的复杂态势，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迎来转型关键期和改革胶着期。经济转型的困难与经济环境的复杂，决定着宏观调控的难度在增加，只能寄希望于政策的“积极稳健、审慎灵活”，换句话说，就是要根据具体情况“相机抉择”。
经济“未热先胀”史无前例
经济过热与物价上涨紧密相随，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的显著特征。自1978年至今，我国连续出现了五次通货膨胀过程，分别为：1979-1982年、1983-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5年，和最近的2007-2008年。总结历次通货膨胀特征，我们发现，经济过热是通货膨胀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主要表现为“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即过度投资。当投资出现过旺势头，推动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IMP）全面上扬，经济发展速度高于资源承受能力，就会出现原材料因供给不足而涨价，原材料价格上涨又推动物价持续走高，CPI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但是，本轮通货膨胀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是一次在经济偏冷状态下发生的物价快速上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各种刺激政策作用下，我国宏观经济步入稳定复苏的轨道，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去年一季度至四季度经济增速连续出现回落，宏观经济远未出现过热趋势。相反，CPI却一路上扬，连创新高。经济恢复性增长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刺激因素，而市场需求增长主要是危机状态下“去库存化”后“再库存”的推动，政府推动型投资向民间自主型投资转变需要时间，经济自主增长能力还需积极培育。
2010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显著特点：第一，实体经济高位回落趋稳，呈现“前高后低”，但各指标的回落幅度大大低于预期，实体经济运行步入常态化区域。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但仍高于潜在经济增速水平，符合宏观调控的战略意图，宏观经济趋稳的力量全面显现。第二，在实体经济依然处于持续复苏、尚未步入高涨阶段时，物价水平持续攀升宣告我国提前进入“防通胀”时期。“防通胀”取代“保增长”上升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第三，我国经济增长的多重动力机制相互叠加，弥补了各种不利因素的制约。经济由政府推动转向市场主导，市场型需求逐步启动，开始弥补刺激性政策退出导致的需求放缓；出口环境改善，国内消费高位运行，弥补了因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投资下滑缺口；中西部经济增速持续提升，弥补了因危机侵袭导致的东部经济增长疲软；房地产投资的持续高涨填补了制造业和基础建设投资的下滑。
经济运行依然复杂严峻
随着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我国进入转型关键期和改革胶着期，会面临更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并非所有踏上工业化征程的经济体都能顺利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比如阿根廷、墨西哥、伊朗等国，而我国目前正处在这个关口。另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能够持续30年高增长，进入经济转型关键期，中国能否创造奇迹，至今仍未可知。从国外看，全球步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出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货币战争山雨欲来，美国接连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长期的通胀压力在持续积累，各种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全球经济复苏长度、难度可能超过预期。国际问题国内化，国内问题国际化，中国经济每走一步，都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反应。
在国内外各种因素不确定环境下，我国宏观经济亟待破题，寻求正解。流动性泛滥、内需不旺、产业结构失衡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外需持续低迷，内需扩大仍要假以时日，而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货币信贷大量投放，而实体经济新增长点尚需培育，国内CPI持续走高，通货膨胀“幽灵”再次光临，经济周期呈现高频化、短期化特征，经济空心化、泡沫化迹象凸显。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我国宏观经济面临复杂局面，主要表现为许多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经济下行力量和上行力量同时存在，相互掣肘。第一，为“防通胀”而触发货币政策紧缩，其中“流动性回收”将是政策核心，这将主导经济下行；第二，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加码，房地产投资下滑，将强化经济下行；第三，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美国接连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全球经济增长困难重重，贸易冲突、汇率冲突将加剧经济下行压力。但是，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各种新兴规划与新消费刺激政策将带来强烈的宏观刺激效应，可以有效对冲各种下行压力，城市化加速、“高铁时代”来临、中产阶层壮大等因素，将主导经济上行。
年初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将“稳物价”列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之首，由此拉开了转型元年宏观调控的第一仗。尽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价格管制措施，并通过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手段，收紧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本轮通胀趋势远未结束，通胀动量依然强劲，通胀预期还在上升。
未来我国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混合型特征，物价上涨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联储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全球注入了大量流动性，危机时的避险货币开始变为套利货币，我国面临“热钱”持续涌入的压力，这会大大抵消国内货币政策紧缩流动性的努力。第二，受利于全球超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美元进一步贬值，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大幅上涨，这无疑会加大我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以制造通胀预期和通货膨胀帮助美国避免跌入通货紧缩为初衷的QE2，在客观上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压力。第三，由于受农业劳动力和农业生产资料等成本上升、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以及工业化、城市化挤占大量粮食生产资源的影响，我国粮食供给仅仅是偏紧状态下的供求平衡，而且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受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农产品价格面临继续上涨压力。第四，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工资快速增加将是长期现象，水电气等资源价格改革推进，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不断增大。第五，我国前一阶段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性后果。需要市场慢慢消化，政策逐步调整需要过程，货币供应和物价变化之间存在时滞，“立竿见影”的效果难以马上显现。
宏观经济政策要精心设计
2011年是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关键期的第一年，要对内对外进行改革调整，不仅要修正以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后遗症”，更关键的是要为未来中长期发展铺路布局。经济转型将贯穿全年，“调结构”将是宏观经济政策重点。通过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升级来解决结构失衡，通过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解决产业失衡。经济转型启动，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健康、持续动力。但是，国内经济、物价的“寒热不调”，全球经济环境“有人说将陷于烈火，有人说将陷入寒冰”，都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精心设计。
面对通货膨胀压力，货币政策要在重回稳健的基础上“中性略紧”，继续加强信贷和流动性的控制，出台加息等紧缩措施，收缩力度和效果要大于上年，货币条件继续从应对危机状态稳步向常态回归。这是因为“管理通胀预期”需要避免流动性泛滥，而“调结构”则需要避免融资条件过于宽松。此外，还要积极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培育最具经济活力的市场主体。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保持小幅升值态势，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财政政策仍需坚持积极取向，维持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保持一定的增量调控能力，优先完成4万亿投资计划继建、收尾项目，有序启动“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前期重大建设项目。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加突出改善民生和结构调整。加大税收结构调整力度，减税与税制转型并行，通过结构性减税调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活力，促进经济自主增长动力形成。消费政策应当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之上，启动“收入倍增计划”，积极进行低收入人群消费启动的配套设施建设，通过关税和建立消费特区等手段，促进中国高端消费本土化。
房地产调控短期仍将以控制资金为主，中期需趋向扩大供给和制度建设，“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应当为调控核心。同时，要高度关注房地产商资金链的变化以及未来房地产市场全面调整的路径和深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从稳定农产品价格出发管理好通胀预期，农产品与居民生活联系最密切，直接影响其对未来物价走势的判断，保证农产品充足生产供给，可以降低居民通胀预期，从根本上摧垮物价大幅上涨的基础。对于未来可能触发价格抬升的基础性因素，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着眼于解决体制机制根本性问题，优化政策环境，将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等改革置于改革领域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