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将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这是政府首次以单独文件要求实施低碳工作。
近一年来，上述“五省八市”的试点工作是否顺利推进？有哪些成果和不足？推进方案是否会因地制宜、顺应时势地进行调整？对于上述战略部署，国内低碳城市研究资深学者朱守先博士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城环所”)接受《经济参考报》独家专访。
产业结构调整最为迫切
经济参考报：今年初，在国家发改委组织下，社科院城环所的潘家华所长参加了五省八市的专家评审，听取地方发改委汇报进展。当时得出哪些考察结论？
朱守先：作为低碳城市，首先应对“低碳有多低”有个概念。今年作为“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碳排放的检测、统计和考核体系，但目前国家发改委尚未发布作为基数年的2005年全国碳排放总量数据，因此无法确定全国的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据考察，当前的试点工作并无实质性推进。低碳城市仅仅颁布了《指导意见》或过于宏观的《规划》，而在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缺乏细化的政策目标，无法与东京、芝加哥等倡导低碳理念的国际化都市并驾齐驱。
经济参考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姜克隽研究员曾透露：“未来争取把全方位的低碳指标定义出来，细化到每个部门应该尽责到什么程度。比如这个城市步行道和自行车道占道路比例等等。”当前低碳城市试点是否已有相关指标体系？
朱守先：交通清洁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便人行道增加了，如果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的政府仍在大力鼓励发展机动车，人均汽车保有量还在高速增长，自行车出行也不会有起色。相比之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指标显得最为迫切。
目前低碳城市仍缺乏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今年5月，社科院城环所发布了《把脉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策略与方法)》一书，其中设专章介绍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最新成果。我们通过收集整理人均碳排放、碳排放强度、产业结构、贸易、能源结构与碳汇(资源禀赋)、碳排放弹性、单位产品能耗和技术水平等方面数据，对低碳城市的指标模型进行优化。拿着这项成果，我们向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他们倾向于弱化政策性指标，强化可量化指标。
社科院城环所正配合国家发改委，将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细化为超过100个指标，预计今年底结题。其中光是城市供热、自行车道等市政方面就有十来个指标。包括该指标在内的各机构研究成果如果获得国家发改委认可，低碳城市有望从局部自愿试点转为试点硬性考核，并最终将城市低碳化考核推向全国。
低碳城市绩效考核应采用“城区”标准
经济参考报：是否存在全国低碳城市的统一考核标准？
朱守先：中西方城市的低碳之路没有可比性。首先，西方城市能耗主要包括建筑、交通和家庭日常消费(供暖、通风、照明等)，中国城市能耗主要来自工业；其次，中国能耗统计口径涵盖城区和郊区，中国的郊区比西方更普遍地存在钢厂、油厂等能源重化工产业。
国内低碳试点城市之间也没有可比性。北京的城市化率已超过80%，但同为直辖市的重庆中心城区很小，城市化率只有40%左右，各地城市化率不同，产业结构就不同，能耗也随之不同。
鉴于以上两点，低碳城市的绩效考核应该采用“城区”的标准，比如上海普陀区的碳排放量，只能和人均GDP相近的北京东城区相比；南昌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只能和产业结构类似的贵阳开发区进行对比。
经济参考报：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40%，年均增长率约为15%，中国如何在“十二五”低碳城市建设中克服“(低端)制造业依赖”？
朱守先：产业的低碳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产业内部优化。中国大部分城市无法复制“深圳模式”(政府投入巨资及优惠政策打造改革试验田)，跳过低端制造业阶段，直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我们最近到云、贵、川等西南三省考察，当地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和社会观念，决定其不可能跳过第二产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低端制造业能较快拉动就业，且技术、资金门槛较低，为一些“两手空空”的县级(及以下)政府青睐。这些城市的低碳之路亟须引进高素质人才，从东部沿海地区选派干部支援西部各省极其必要。
另一方面是产业转移。汶川大地震后，由于原厂区改造成本较高，上海部分产业转移到四川灾区，搬迁后进行设备引进、技术革新，节约了人力、原材料成本，产品附加值有很大提高。
随着产业升级，即便在能耗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内生产总值翻番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能耗总量/国内生产总值)就减半了，碳生产力也减半了。一般而言，如果新厂区的全生命周期达到5年以上，就能把企业搬迁过程中额外的碳排放又省回来。
实现低碳化规划先行是关键
经济参考报：您刚刚讲的是产业低碳化是要花大代价、下大决心才能实现的，除此之外有无城市低碳化的“捷径”？
朱守先：有，那就是城市或者城区规划时要细化到一支笔、一张图纸。根据碳计量模式，西方的小城镇最佳人口规模为50万人左右，但中国随便一个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就翻番了，此时合理的空间组织形式尤显重要，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人车出行，减少生产环节的资源浪费。
比如北京的回龙观作为人口高度密集区，每天光是堵车就产生大量不必要的碳排放。这方面如果规划先行、合理布置，就比日后搞人口转移、道路扩建的成本要低得多。
经济参考报：住建部节能与科技司墙体材料革新处处长何任飞日前表示，下一步住建部的工作部署将在建筑节能的基础上，向绿色建筑倾斜。您如何看待低碳城市的“建筑绿色化”？
朱守先：目前碳排放量统计倾向于采取“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模式，也就是评估从原材料的获取、产品的生产直至产品使用后的处置为止所产生的全过程。举个例子，一吨建筑钢材的碳排放量，要从其冶炼算起，最后减去回炉后省下来的能源消费量。然而，这种统计方法给低碳试点城市的考核带来一个技术困境——
中国电网跨区域输送现象远比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北京用电主要来自内蒙古和山西的火电厂，后者外输能源却把碳排放留在本地，这样能源输入地就相对于能源输出地有先天的“低碳优势”。
为了更容易实现能耗和碳排放核查，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期间更倾向于从消费端控制能源消耗。《“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到20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重从现在的8.3%达到11.4%。
仍以低碳建筑为例，以电力为唯一能源供给的建筑本身不产生碳排放，但如果该区域建筑用电由火电厂输出，而其他区域由水电厂输出，按照不同能源品种的不同系数，就能算出彼此碳排放的差别。然而，受当地资源禀赋限制，建筑用电并不能决定自身电力来源。这导致建设部目前很难制定低碳建筑的标准。
人物简介
朱守先，副研究员，以气候变化经济学、低碳经济、能源安全与区域发展为主要研究方向。1996年以来，参与编撰了《中国区域结构节能潜力分析》、《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资源环境基础》、《低碳转型——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0)坎昆的挑战与中国的行动》等数本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