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税收理论上来说，我们国家对进口奢侈品征税，主要有三个作用，首先是增加税收。第二是对国内的产业进行保护。假定国外生产的奢侈品价格太便宜，国内生产的奢侈品竞争不过它，就会阻碍国内产业的发展。所以需要通过关税来提高进口奢侈品的成本，从而提高国内生产的奢侈品的竞争力。最后一个作用是起到公平征税，调节收入的功能。”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税务学会理事胡怡建这样说道。
　　那么目前所征收的奢侈品关税是否起到了这三个作用呢？

　　“从经济学上说，在同样的销售额和销售量情况下，税率越高，税收越多。所以表面上看，高税率会导致高税收。但由于我们的关税和商品税都定得太高了，国外的关税和商品税都很低，导致同样的进口商品，国外和国内的价差太大。由于税收不同产生的价差达到了50%甚至100%。所以实际上，目前的高税收反而影响了我们的税收的增长。”胡怡建这样认为，“同样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我们把税率降低了，导致交易额大幅增加，那么结果我们的税收可能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据胡怡建介绍，我国的进口关税历来都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要高。在上世纪90年代时，平均关税高达36%，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关税不断下降，目前只有10%，但中高档消费品（奢侈品）的关税依然维持在20%～25%。“降低关税本来就是世界性的趋势，从我国的奢侈品关税税率看，也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为在进口环节，关税并非唯一税种，还有增值税和消费税。比如说进口香水除了要缴关税，还要缴17%的增值税和30%的消费税。所以就算你关税降到5%，如果能刺激进口商品销售额提高30%，那增加的增值税和消费税也足以弥补关税降低带来的税收损失。你不能光盯着关税看，而要从整个税收的大盘子来看这个问题。”胡怡建总结说，“财政部认为降低关税会使得税收下降的观点是有些保守了。”

　　用高关税保护民族产业的功能同样没有达到。
　　胡怡建指出，奢侈品和普通商品有明显不同，在于它具有极高的品牌溢价。“消费者消费奢侈品，很多时候不是看你的质量好不好，成本有多少，而是看你的品牌。这个品牌的溢价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而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用上百年的时间不断传承发展才能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国内生产的奢侈品还没有形成和国际上那些奢侈品品牌相抗衡的能力。事实上，这本来就不是靠你国内产业保护就能马上扶植发展起来的。结果产品没能保护住，反而导致国内消费受到制约”。
　　胡怡建还认为，虽然降税扩大的是进口奢侈品的销售，但产生的商业增加值也是计算在中国GDP之内的，所以降低奢侈品进口关税，可扩大消费，提高GDP，同时还能减少顺差和外汇占款，对改善贸易平衡和抑制通胀都有作用。“现在流动性过剩，富人把钱拿去买高价奢侈品，可以锁定许多流动性，既不能去炒房了，也能缓解通胀”。

　　公平征税是财政部反对降低奢侈品关税最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因为购买奢侈品的都是富人，在当前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给进口奢侈品减税可能会招来为富人“减负”的质疑。
　　然而胡怡建表示，当初对这些进口奢侈品征收较高的关税，的确能体现社会公平。但20多年过去了，如今许多当时的奢侈品已变成有大众消费特征的普通品、常用品，甚至必需品。比如奶粉、洗化用品、钟表、服饰、鞋帽等都因为进口税率过高导致价格过高。胡怡建说：“现在谁还把穿耐克鞋看成是奢侈消费了？所以我觉得作为政府，你不能总让老百姓为这些生活常用品的高价买单，不能总让政府得利。我国加入WTO都10年了，应该让消费者在国际贸易网中得到更多真正的实惠。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商品的进口环节税收降下来。其实不光是进口奢侈品关税要降，普通进口商品的关税也应该降。不但关税要降，国内商品的商品税也应该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