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经济总体运行没有偏离宏观调控的预期轨道，下半年，货币政策或将微调，宏观调控思路将转向“稳增长”、“稳物价”的“双稳”新方向
7月6日，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然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GDP增速在2010年一季度达到11.9%的峰值后，就已经开始平稳回落，并持续至今。显然，不断高企的通胀压力是今年连续三次加息的主动因。各方研究信息表明，6月份CPI破6%已成定局。
这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经济运行最为复杂的夏季，中国陷入“滞胀”或“硬着陆”的议论甚嚣尘上。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的判断，他冷静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经济总体运行没有偏离宏观调控的预期轨道。”
“从2009年一季度的6.5%，到2010年一季度的11.9%，经济回升速度太快，因此宏观调控有意泼一下冷水，让经济从一个超常规的快速增长回到一个常规的均衡增长。”谈及自去年就已经开始的经济增速下滑，陈东琪分析，“既有外部需求收缩的因素，也有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宏观调控发挥了积极作用”。
尽管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保持减速趋势，且幅度比去年底和今年初的预期值略大，但按照他的研究，此举短期看，有利于控制通胀；长期看，则是通过降速换空间，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方式转变。
“预计三季度，经济增速下滑的趋势将基本结束，通胀指标也将在7月份见顶，并从8月份开始回落。下半年，中国经济将逐步迈入‘稳增长’和‘稳物价’的‘双稳’通道。”他估计，今年中国GDP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在9.5%左右。
虽然这比他此前的预测降低了0.5个百分点，但仍是相当可观的数据。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去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接近40万亿元，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今年将会达到45万亿元，甚至高一点。再考虑到今年的汇率可能在6.5左右，因此换算成美元就是6.8万多亿，人均GDP超过4500美元。”
正因为如此，对于外界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可能陷入滞胀或“硬着陆”的言论，陈东琪笃定地表示，“不会出现”。在他的眼中，中国经济未来五年的前景非常清晰，“中长期来看可能会减速，但在‘十二五’期间，特别是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减速不会太急剧，9%左右的增长率还是可以预期的。”
他告诉本刊记者，依据中国30年的发展实践，如果外贸和消费不出现大幅下降，实际投资增长只要有15%左右，名义投资增长20%左右，就能够支持9%左右的GDP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共识，如何解读，却出现了分歧。有部分观点认为，由于前期宏观政策的有关失误，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滞胀状态或者至少是面临滞胀风险。“这种解读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刘树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接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在他看来，“由于去年的经济增长过快，因此，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的恢复性大幅回升，向适度增长区间平稳回落，这一正常、平稳的回落过程绝非是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前兆。”
陈东琪补充解释了中央的调控思路，“希望经济降温，但不是要使经济出现拐点式的下降，宏调的目的只是对前期经济增长过快的矫正，因此经济增速不会大幅下滑。”在他看来，正是宏观调控具有上述两方面的主观意愿，决定了下半年经济的基本态势是走稳，“既不可能大幅上升，也不会大幅下降。”
然而，当经济增速进入下降通道，有哪些支撑可以防止下半年的经济因为惯性而一路走低呢？陈东琪给本刊记者作了细致的分析。
首先，货币供应量发生变化。“货币供应量月度增幅从2009年最高时期的超过30%回落到现在的16%以下。尽管下降幅度大，但从绝对值看，仍保持了较快增长，而且M2的供应规模月度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他列举了一组数据，5月份76万多亿元，4月份75万多亿元，而前3个月特别是1、2月份只有70万亿元多一点，“目前经济运行中并不是缺资金，只是说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资金泛滥的情况有所变化，但依然能够支持经济较快增长。”
其次，外需依然保持了一定增长。从上半年看，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三大经济体经济活力减弱，直接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减弱，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顺差大幅下降，甚至前3个月还出现逆差。
“虽然增速下降，顺差减少，但不会出现像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一季度那样大幅的绝对衰退。”在他看来，尽管外需收缩，但由于中国出口竞争能力的提高，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善，进出口仍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持续稳定的贡献，“5月份出口已经有了19.4%的增长，4、5月份每月还是有100多亿美元的顺差。从全年看，出口平均增长依然可以维持在15%左右。”
其三，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增多。
上半年，消费需求增长一直表现不佳，名义增幅已由去年全年的18.4%降为今年5月份的16.9%，考虑到同期CPI的上升，实际增幅下降更多，直接抑制了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根据陈东琪的观点，下半年形势会有所改观：经济生产活动比较旺盛，就业机会较多，尽管部分中小企业遭遇资金困难，但没有出现大面积裁员现象；个税免征额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意味着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在增加；最近落实的离休干部增加一个月工资；下半年因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引起的绩效工资增加。
“此外，我预计下半年的股市会比上半年要好，这样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也会增加。”他谈到，几大因素的合力会对下半年城乡居民收入产生正面的影响，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上升。
最后，投资需求出现新内容。与消费不同，上半年社会固定投资名义增长在加快，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成本及人工成本的上升，才会导致实际投资增长下降。按照陈东琪的分析，下半年固定投资力度会加大，而农田水利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无疑是其中的重点。
“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一般都是在前一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4、5月份，所以今年的农田水利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四季度，10月以后会加快。”他接着谈到，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的，但正式计划的提出是在二季度初，二季度中后期才开始落实，真正的建设高潮也应该是在三、四季度。
“虽然商品房投资可能会减少，但是保障性住房会加快，所以全社会全年的房地产投资依然可能会有30%左右的增长。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化引发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固定投资增长依然可观。”
稍有些意外，央行加息选择在了周三，虽然比各方预测稍早，但“靴子总算落地了”。上半年的紧缩政策，效果虽然明显，却也让市场上出现了“货币政策调整是否下药过猛”的争论。同时，市场舆论认为下半年宏观政策需要调整的观点也颇为流行。
对于“过调”之说，陈东琪认为是上半年的情形。在他看来，下半年货币政策将回到“稳健”，适当降低金融紧缩的程度，措施操作结构性放松，但绝不会全面放松。首先，地方投资积极性依然很高；其次，如果政策过早全面放松，将导致物价再次过快上涨；第三，目前货币增速虽然在放缓，但货币数量规模仍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需要时间来消化前期的货币超常规投放压力。
不过，他也强调，要从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基本稳定的“双稳”角度来保证货币的正常有效供应，既要防止物价上涨太快、通胀加剧，又要防止经济进一步降温，特别是防止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大面积倒闭。因此，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货币条件下的结构性微调。
他预计，与前期同时使用数量型紧缩工具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价格型紧缩工具的提高利率的做法不同，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会稳定一段时间，货币紧缩将会更多依赖利率调整。
“因为当前21.5%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接近调控‘天花板。”按照他的解释，存款准备金率在15%以下对商业银行头寸、对满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流动性没有大的负效应；一旦超过15%，负效应会慢慢显现；如果超过20%，商业银行需要的头寸、市场上需要的合理流动性就会萎缩，从而影响经济的正常增长。“不仅如此，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提得过高，超过了22%，央行的收储成本会大幅上升。”他说。
相反，通过利率调整，陈东琪认为则可以“一举多得”。一是改善民生、刺激消费。如果将5月份5.5%的CPI和3.5%的利率相比较，则负利率为2%，这意味着40多万亿元的居民储蓄，向通货膨胀就交了几千亿元的税。因此提高利率可以说是改善民生、刺激消费的重要举措。
二是可以抑制高利贷，防止市场利率和官方利率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会造成利率机制的双轨化，影响资金配置的效率，滋生资金市场的腐败行为。
三是有利于提升人民币的信誉。“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贬值。此次危机，人民币保持渐进式升值。两次危机，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即使遭遇巨大冲击，人民币仍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他表示。
然而，提高利率可能导致中美利差过大，从而吸引大量套利资本流入中国赌人民币升值，造成利益外流。对于本刊记者提出的这一担心，陈东琪的解释是，由于美国5月份的CPI涨幅达3.6%，超过了美联储的控制标准，因此美国在三或四季度应该会有加息的行动，而这就为中国小幅加息提供了空间。
财政政策如何在下半年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不少专家关心的话题。“目前可以考虑更多地采用税率、财政补贴等办法遏制通胀，同时稳定经济发展。”有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
不久前，财政部下调包括成品油在内的33项商品的进口关税，以稳定国际收支，促进经济发展；而同在6月份，财政部年内首发地方债，期冀以拉动保障房建设的办法推动经济增长。实际上，在不少人看来，当下财政政策具有比货币政策更佳的调控效果。
“靠货币政策抗通胀空间越来越小。”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告诉本刊记者，就货币政策而言，“外堵热钱，内防通胀，把好流动性的总闸门”是货币当局的最大难题，因此，央行严控银行信贷，动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高位，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货币主动超发的部分是可控的，而被动超发，特别是外部的货币是不可控的，只有对冲的方式成本将十分高昂，回收流动性的努力会因国际热钱的大量流入而大打折扣，特别是在人民币加速升值、货币连续紧缩等效应累加下，一些利润率薄的企业会很快遭受困境，损害经济复苏的基础。
“通胀问题短期内可以通过政策紧缩对冲，但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转型、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以及大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这些恰恰是财政政策擅长发挥的领域。”她强调道。
陈东琪也认为，财政政策在下半年会继续保持“积极”，但在具体实施的内容上会有所变化，“从2008年四季度一直到去年，财政政策的‘积极’主要体现在公共投资。下一步，财政政策的‘积极’，应更多着力于微观主体，除了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更多要依靠税率的调整。”
一方面，进行结构性减税。陈东琪认为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特别是在消费需求出现紧缩的时候，此种政策的出台可谓恰到好处；其次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减税，要对现有政策进一步细化，让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生物医药、新材料、下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第三，适当调整进出口环节的税率，减小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赋税强度。
另一方面，“税率调整并不仅仅意味着减税，也需要做加法。”他提到了两大领域，一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二是占用大量土地资源的行业。财政补贴也是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途径。陈东琪建议，下半年应研究贫困线水平提高、农村老年补贴、城市低收入家庭物价补贴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