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北京西城区菜市口的伍超明，已经数月没有回家，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副研究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近日，他被卷入了中国经济数据泄密的风口浪尖。
时下，中国经济数据泄密调查风暴愈演愈烈，正刮向中国的财经部委和机构投资者，而数据泄密背后的利益链条也浮出水面。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表示，国家宏观数据泄密事件已进入立案侦查阶段。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张华伟表示，目前已对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数据泄密事件的5人进行立案侦查。张华伟表示，因目前涉案的5人来自不同部门，因此立案为5件。
数据反腐风暴
“现在局里面非常紧张，处于非常时刻，一些和外资的合作活动都取消了。”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风声鹤唳，政府部门的门都关得紧紧的，根本约不出来，据我所知，许多消息灵通人士正在卷入这场风暴。”一位大型保险机构的研究部主管对记者说。
进入7月份，国家统计局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就要发布，按照往常惯例，一些国内大型券商分析师会约上政府的朋友吃饭聊天或者内部座谈，如果运气好，就能问出第二季度的主要经济数据，如CPI、GDP，但是今年第二季度经济数据发布之前，所有财经部委的“达人们”都高挂“免谈牌”。
此前有消息称，今年三四月份，国家统计局办公室一名秘书与一名央行研究局宏观经济研究处副研究员因涉嫌数据泄密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士表示，目前案件处于保密状态，另外的涉案人员不便现在公布。
这位副研究员正是伍超明，伍超明是南开大学博士，此后在央行金融研究所、央行研究局工作。记者获悉，伍超明与国内一些大型券商交往较多，一直是券商经济形势分析会和座谈会的邀请对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发布之前，会提交给央行，以供货币政策调控参考，而央行研究局宏观经济处承担一些分析的任务，所以伍超明就知道一些数据。”一位接近央行人士对记者说，“一些机构就可能在这个环节做了手脚。”
今年5月10日，就在4月经济数据公布的前一个晚上，一家大型券商的一位高管就发布——“传4月份CPI为5.3%。超预期！”第二天国家统计局公布4月CPI同比上涨5.3%，与这位高管的预测完全一样。
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统计局办公室秘书工作人员因涉嫌泄密正在接受司法调查。据记者获悉，接受调查的是国家统计局某副局长的秘书孙振。孙振毕业于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2007年考入国家统计局公务员。尽管为副处级，在数据传递过程中，孙振可以接触到敏感的经济数据。
“上面五人只是冰山之一角，此次涉案的还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相关部门的人士，由于统计数据渠道出口非常多，可以说涉及面非常广，如果真要查，可能还查不到底。”一位接近案件的知情人士说。
多环节导致泄密
事实上，经济数据泄密在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今年6月8日，多家机构已经预测中国5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涨5.5%。在一次券商内部研讨会上，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苦笑地说：“现在券商的分析水平越来越高了，我们自愧不如，每个月都能预测对，以后得向你们请教了。”
“现在如果每个月统计局发布会前你拿不到数据，预测不准CPI的话，那就说明你被边缘化了，你不被市场认可，人家会笑话你。”北京一家中型券商的宏观分析师对本报记者说。
“4月7日国务院召开一个座谈会，一家大型机构的首席分析师在会上预测3月CPI为5%，经济数据本来在4月15日发布，然而会开完后，他把GDP、CPI等数据都改了，与最终统计局发布的CPI涨幅5.383%差不多一致。”前述分析师称。
近两年的经济数据的泄密顶峰是今年第一季度，在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召开经济运行发布会之前，央行、发改委等部门的数据已经大规模的流出，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工业增加值，从消费价格指数到生产者价格指数，从投资到消费，主要经济数据基本全部流出。
而在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8月19日晚间，摩根大通经济学家向客户发出一份邮件写道：“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考虑一项总金额至少为人民币2000亿～4000亿元(或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1.5%)的经济刺激方案”。第二天，上证指数飙升178.71点，涨幅达到7.63%。随后，处于“风暴眼”的该经济学家开始大休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
令人惊奇的是，3个月后，中国政府就宣布推出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知情人士称：“经济刺激方案原来只是一个酝酿的计划，主要是铁路建设投资的讨论，10月高层才决定推出基础设施投资方案，11月初向外发布，从那时起高层非常关注这一事件，开始查泄密内鬼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对本报记者说：“经济数据之所以大范围提前泄露原因在于数据生成和传递过程中的环节众多，保密制度欠完善。”
前述国家统计局官员说：“数据的提前泄露不在于生成环节，以价格数据为例，各地的价格调查员主要是通过自动识别终端读取市场价格信息，可以第一时间内反馈到调查总队，然后完成CPI计算。”
然而，从CPI数据到最终发布，有一个时间过程，首先是国家统计局内部要召开分析会，可能邀请各部委相关人士参会；然后经局长办公会确认后，上报国务院领导，并抄送国家发改委等部委。每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发布前的环节则更为冗长，在上一个季度完后的下个月的15日左右发布，而在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要对经济数据进行讨论和分析，研究下一步经济政策，基本上部长们都已经知晓主要经济数据。
稍早前，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对本报记者说：“经济数据提前泄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提前知道这些数据的部门和人太多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有机可乘，造成泄密。”
数据利益链条
正是经济数据从生成到发布的一系列制度空隙，导致信息数据“掮客”悄然而至。
“数据泄露的背后是商业机构的利益博弈和市场之争，传统的经济研究是根据公开数据进行分析，并提出决策建议，但是商业机构的研究行为已经脱离我们的传统研究，外资机构为了提高自己的研究声誉，同时为了提高自己机构的市场份额，所以不择手段地同政府搞好关系，提前得到消息作分析，2008年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提前发布经济刺激方案报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袁钢明说。
据本报记者了解，经济数据的堡垒主要被背景深厚的投行和券商机构攻破，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中介或者机构邀请知晓经济数据的官员参加论坛或者内部交流，提前获得经济数据，投行或者中介机构以演讲费、劳务费或者礼品形式回赠政府官员，形成一种默契的交易。
二是课题合作形式，投行和券商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课题研究，由机构出赞助，在合作过程中，机构可以提前获得部分经济数据。
三是有的政府机构的学者本身在投行和券商作顾问和兼职，领取顾问费，其可以利用自己的政府背景资源，获得多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提供给机构，甚至为机构直接撰写研究报告。
“目前一些投行非常擅长搞数据，也是他们的一种营销方式，因为他们的大客户，包括海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数据非常感兴趣，投行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信息和数据后写研究报告，发给他们的大客户，以此提高研究知名度，来吸引他们长期购买公司的产品。”前述保险机构的研究部主管说。
“这些大投行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非常有背景，政府关系非常深厚，没有他们搞不到的东西，所以他们非常有话语权，基金公司都愿意看他们的数据分析报告。”这位研究主管说。
据本报记者了解，这些大投行的发送对象主要针对作为买方的机构投资者，不针对公众，但是买方机构众多，消息随时就可以流出，然后媒体再进行提前报道，造成泄密。
在此之前的两年时间，路透社曾经7次准确预测到中国CPI数据。路透中文网曾经在2010年6月9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写到，3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当日召开的某券商会议上，一位关键部门的中国政府官员透露，5月份金融机构新增贷款约6300亿元人民币；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1%，中国5月份出口同比增长约50%，达1300亿美元左右。
这些数据与之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受此消息影响，当天上证指数上涨2.78%。
“消息提前被买方知道后，会有一个信息时间差，在利好消息出来之前，机构买入，然后在数据发布之后，机构卖出，以此获利了结，这在波动较大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屡试不爽，可以成为一种赢利模式。”前述保险机构的研究部主管说。
据本报记者了解，涉嫌数据交易的均为大型投行和券商，中小型机构仍然处于信息的边缘地位。“国内的大券商喜欢挖数据，主要是因为要和买方机构基金搞好关系。在每年的新财富最佳分析排名中，基金经理有打分投票权，如果研究报告能打动基金经理，就可获得高投票，券商一般按新财富排名给研究员发放基本工资，在有的券商，新财富排名第一名的分析师的工资行情一年达到400万元左右，而且这还是基本工资。”这位分析师说。
“同时，作为买方机构要在券商的证券营业部开户分仓，给券商提供交易佣金收入，这部分成为研究员的奖金提成。所有这些都要靠研究报告来打动基金公司。”
在此情形下，作为卖方的券商为了满足基金的许多要求，很少做出对客户重仓的个股带有负面评级的研究报告，同时，为了能吸引基金公司的分仓，投行和券商研究人员通过种种手段提前挖到经济数据做出报告，发给基金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