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反映农村改革初期情况的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词句：“在小岗村一间破草屋里，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星火”，“十八颗鲜红的指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且不说，这样的表述是否准确，至少会使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的青年人产生误读，似乎农村改革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突发地就是小岗村。
　　其实，农村改革与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作为一名跟踪这一历史进程的退休新华社高级记者，笔者在这里愿向读者翻开那一页页的采访记录。

　　改革策源地，为什么是安徽

　　为什么农村改革首先发生在安徽？笔者总结了三“大”原因：“省委六条”的大松绑，“借地度荒”的大推广；1961年“责任田”的大启发。

　　在滁县地区的定(远)、凤(阳)、嘉(山)一带，年年形成一支三五万人的讨饭人流，涌向东部沿海。1978年8、9月间，笔者走访过定(远)、凤(阳)、嘉(山)一些讨饭生产队，其赤贫情况令人瞠目。
　　1977年6月间，万里同志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看了滁县地委的相关调查报告，立即指示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深入调查，摸清全省情况，他自己也跑到农村去调查。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万里同志明确提出，“拨乱反正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入手。”
　　根据这一决定，省委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制定了一份《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有：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等等。这份文件被简称为《省委六条》。
　　正是《省委六条》这第一份突破极左禁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提升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该报记者与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新华社也播发了此稿，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反响。此后，其他省份也制定了类似的农村经济政策。
　　1978年，老天好像有意为难安徽，这里9个月没有下过透雨。灾情最重的是江滩丘陵地区，许多地方人畜无饮水，无法抗旱秋种。笔者曾专程前往调查，采写了《活着的人没见过的大旱》等内参报道。
　　9月11日，万里同志再次来到凤阳调查，并召集定、凤、嘉三县县委书记开会。会上，万里一字一句地宣布了一项震动全省的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谁种谁收，国家免除征购……度过灾年。”省委的“借地度荒”的决定，使许多龟裂的耕地分到了农户。后来，麦苗长势明显地比没有分到户的大田好。
　　“借地度荒”，使安徽农民自然联想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一度扩大到全省85%以上生产队的“责任田”。这种“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责任田”，农民就叫包产到户。虽然“责任田”后来遭到了严厉批判，被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但安徽农民心里却对包产到户念念不忘。
　　从“借地度荒”到“包产到户”，首先突破这一禁区的是肥西县山南区。1978年9月，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到黄花大队调研“借地度荒”。一进村，就有农民对他说，“61年的‘救命田’很管用，肯定能度荒。”有人接话，“那叫责任田，土地分到户”。当晚在黄花大队大队部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更是炸了锅：“借地借一季，肯定拔地力(少下肥)，到头来地遭殃！”“不如一杆子分到户，定个责任制。”讨论到半夜，一个“四定一奖”的办法出台了：“定任务、定工本、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奖励，减产赔偿。”汤茂林拍板，“先干着再说！”黄花大队包产到户的消息飞快传开，全区纷纷效仿，震动全省。

　　改革聚焦点，为什么是凤阳

　　肥西县山南区、来安县前郢队实行包产到户都不比凤阳县实行大包干迟。从1979年开始，新华社安徽分社在3年时间里采写过几十篇内参和公开报道。笔者采写的《这样干，粮满囤！》、《小“吵”村纪事》等新华社通稿，还曾引起较大反响。但人们认的还是凤阳县的大包干。

　　1980年6月28日，新华社播发了笔者执笔采写的《实行大包干的凤阳县喜获夏粮丰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许多媒体刊用。这是中央新闻单位第一次向社会介绍“凤阳县大包干”责任制，凤阳县从那以后成为全国的参观热点。
　　明明是肥西县山南区，在安徽省最早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为什么中央主要媒体的宣传聚焦点对准了凤阳，使凤阳成为人们心目中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呢？
　　要讲清这个问题，必须先梳理一下安徽农村生产责任制发展的过程。
　　自从《省委六条》下发之后，安徽省农村各种生产责任制层出不穷，并经历了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经过三轮淘汰，最后凤阳大包干胜出，“一统天下。”
　　第一轮是不联产计酬败于联产计酬。不联产计酬办法，流行了一段，很快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不联产计酬使各个环节上的农活质量的验收，不是流于形式，就是走过场，最后分配还是变相的“人头分”，没能解决“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从1978年3月，各种联产计酬办法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而不联产责任制逐渐销声匿迹。
　　第二轮是包产到组不敌包产到户。上演“到组”与“到户”之争最激烈的是来安县。来安县开始大面积推开魏郢生产队的“包产到组”。但包产到组多了一级“作业组核算”，显得更繁琐，且作业组内还是存在不公。于是纷纷学习前郢队的“包产到户”。1979年秋天，来安县委对全县实行不同形式责任制社队的粮食产量分别统计，结果表明，包产到户的队增长37%，包产到组的增长3.4%。最讲现实的农民，秋后普遍选择了包产到户。
　　最后是包产到户被凤阳大包干“统一”。包产到户责任制将农民强烈要求的“联产”和“到户”这两点合二为一，一时成为农民重点选择的责任制。但是真正的包产到户有很多繁琐的程序。基层干部说，包产到户比集体生产，干部的工作量更大，但吃力不讨好，平添了很多苦恼。农民不放心地说，粮食称进称出，工分算来算去，还不是干部算计百姓。基层干部和农民都渴望找到一种既联产到户，又简便易行的新办法。
　　凤阳大包干的出现，使大家眼睛一亮。这种办法实际上就是包干到户，即分田到户以后，干部只要收农业税(后被国家免除)，收集体提留，就没啥事了。而农民有了土地使用、经营、种植权，有了产品支配权、真正成了“自由农民”。
　　上述三轮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笔者曾在1984年采写的《滁县地区多种联产责任制的比较调查》(五篇)的内参报道中作过反映。
　　在这里，笔者还需要澄清一个误区，即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混为一谈。安徽省原省长、后调任国务院政策研究部门领导的王郁昭曾对笔者说，包产到户那一套繁琐的程序说明，它是在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基础上，对生产组织方式、劳动计酬办法的一种改革；而包干到户、即大包干，实际上是公有制条件下的分田单干，是否定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没有大包干，没有农村后来不断产生的专业户、家庭工厂、专业市场、规模经营、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工等等新事物，因为包产到户维护人民公社体制，仍会将农民束缚在“一亩三分”地里。大包干与旧社会个体农户也有本质区别，一是耕地公有制，二是集体、农产“双层经营”体制，三是有党的领导。当然，包产到户在新时期农村改革中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历史性作用不容否认。
　　还需可澄清一个事实，即使全国农村基本都选择了大包干或称包干到户，凤阳县也不能称作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而是农业大包干的发源地。

　　改革的标杆，为什么是小岗

　　熟悉凤阳大包干诞生史的人，知道在起初近一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小岗村的身影，但后来小岗村为什么成了大包干的源头，成了农村改革的标杆？
　　这要说到凤阳大包干的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大包干到组阶段，二是大包干到户阶段。

　　1979年2月中旬，凤阳县召开四级干部会，研究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在多种联产责任制的比较中，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介绍的责任制，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这种责任制，开始名称也没有，只说，分小组作业，收成后，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谁也不要管，由社员自己支配。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有的说痛快，这叫大包干！县委书记陈庭元敏感地抓住这句“口头语”，向路过凤阳的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群众要求实行大包干。王郁昭当即表示，立即向万里同志汇报。2月16日，万里同志听取王郁昭汇报后，说：“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把群众的生活搞好，就可以搞。”2月20日，陈庭元根据万里、王郁昭的指示精神，在“四干会”上宣布，“大包干可以搞！”就这样，“大包干”一词正式出台了。
　　这是大包干到组阶段。一直到1980年夏收，实行大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季季增产。但农民又说道：“大包干好是好，组内分配太难搞。”许多“叔伯组”、“兄弟组”也是干一季就散。
　　能不能将作业组再划小，一家一户干呢？许多人这么想过，但谁也不敢碰“分田单干”这根高压线。这时，“不肯死”的小岗人已悄悄进行了一年多的“分田到户”实践。
　　1978年10月，队里刚刚选出了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宏昌、会计严立华的新班子。当时凤阳县提倡“一组四定”责任制，他们就将20户人家的小岗队，先分成4个作业组，干崩了；又分成8个，还是合不扰。怎么办？刚刚担任副队长的年轻人严宏昌，是个初中毕业生，去请教刮“五风”时幸存下来的队里三位老人之一的关庭珠。他说：“1961年的‘救命田’很中用，一干就增产。”严宏昌眼睛一亮：“对，那叫责任田，就是包产到户，干脆一杆子到户。”严俊昌也表示：“只要社员同意，出了事，咱几个顶。”
　　真实反映小岗历史的原始资料是一篇名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调查报告，它的作者正是从小岗村走出来的吴庭美，1978年他是凤阳县委办公室干部，后来当了凤阳县委书记。从这份调查报告中，我们得知，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1979年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当年全队粮食总13万多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这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过去23年没有交过征购粮，还年年吃救济粮的小岗队，那年向国家交售粮食24995斤。
　　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事还是被传了出去，1979年4月县委书记陈庭元来调查，看到农民在地里干活有说有笑，格外出劲，就对陪同的公社书记张明楼说：“小岗已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不过是多收点粮食。既然已经分开了，就让他们干一年再说。”
　　1980年1月上旬，陈庭元在参加全省农业工作会议期间，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这篇调查报告交给万里。万里连夜细读，说：“我像读小说一样，一口气连看了两遍。”小岗实行包干到户的艰难历程深深地打动了他。第二天，万里对陈庭元说：“我要到小岗去看看！”
　　1月24日，万里在王郁昭、陈庭元等人陪同下，踏着泥泞进了小岗村，他一家一户地看粮囤，高兴地说：“哦，这下‘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这时，严宏昌向万里“告状”：“有人说小岗‘包干到户’，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不让我们干。”万里郑重地说：“谁不叫你们干，你就问他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使农民生活富裕，就照他的干。不然，对不起，你们照干你们的。”
　　万里的小岗之行，等于给包干到户发了通行证，正在苦寻大包干到组后，组内核算、分配办法的凤阳农民，纷纷转向了包干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县迅速蔓延，到1980年8月，全县已有8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
　　由于小岗村将包干到户瞒得很紧，后来，县委也对记者“保密”，因此新华社安徽分社最早报道小岗是在1980年12月。笔者参与采写了内参报道《凤阳大包干好处多》和新华社通稿《凤阳涌现万个万斤粮户》。
　　农村改革之初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小岗村的包干“统一”各种联产责任制的历史。

    链接：农村改革：关于农村的13个“一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