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经济学家，一位拥有近30年党龄的党员。在建党90周年之际，他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之所以能够兢兢业业几十年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关键在于对我党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
　　所谓敬畏之心，据刘伟解释，不只是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着忠诚的信仰。“敬”是对党的宗旨目标尊重推崇，“畏”不是惧怕，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肃然起敬。当年无数先辈，正是因为存在这一敬畏之心，才能够不受外在利益左右。而如果一个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缺乏敬畏之心，将党的纪律只是视为外在的强制约束，对党不真诚、有私利，党在他们的内心中无权威、无分量，那么就可能会为获取私利而违反党的纪律，那么，党的纪律贯彻起来就可能成本过高。
　　刘伟认为，对党始终保持敬畏之心是他事业一步步向前发展的重要指导。他1977年在北京大学攻读本科学位，1984年留校任教，至今教书育人已近30年，始终坚持为国家努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他对记者说，北京大学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看能否把世界一流的学生教成世界一流的毕业生。所以他自从留校以来，始终坚持给经济学院一年级的本科生上一个学期的全院必修课——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共60-80课时，每堂课的上课学生都超过了200人。即使是SARS发生那年，全校停课，刘伟也坚持通过网络完成了他的教学。
　　在科研工作上，刘伟同样以一颗敬畏之心鞭策自己努力发奋。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分为三部分。首先作为一个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他最先接触拓展的是所有制相关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于企业产权的讨论，特别是对我国这种处于转轨时期的国家企业产权的讨论。从1988年开始，刘伟就较为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产权理论，并为此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比如说政企分离与国有制之间存在悖论，所以要改造国有企业。再比如说市场要求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适应，市场机制下企业所有制应该具有纯经济性质的权利。这些观点在当年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和讨论。
　　产业结构问题同样是刘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研究的领域。他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不是数量扩张而是结构转变这一重要论断，并且以《工业化加速时期的产业结构研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
　　从2002年开始，刘伟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开始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问题。从2003年开始推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每年一期，迄今已经出版八期。他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我们打算把这个报告做十年，用以揭示现实背后的经济理论，所以每年侧重推出一个方面的主要观点。我认为对中国经济问题，如果没有在每一特定领域进行十年以上的研究，在认识上很难超出普通人的看法，所做出的结论也难以获得别人的尊重。今年我们要撰写报告的第九本，明年就达到预期目标了。不过现在看来，增长问题仍然是中国主要经济问题之一，所以我们打算继续做下去。”
　　刘伟强调，他之所以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都是中国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该以国家需求为工作的主要目标，而不能拘泥于个人兴趣。由于长期研究前沿理论，刘伟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些观点与当时的传统看法，甚至党在一定时期的提法不一致的情况，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他总结了三方面的经验。
　　首先，只要学者抱着严肃的治学态度研究经济问题，就不会和党的利益、原则产生根本冲突。刘伟说，至少从经济学领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对讨论的宽容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是一种历史赋予的幸运。因为中国在这一领域不存在权威理论，但是现实发展又需要理论的指导，所以党鼓励学术界探讨理论，也就不能不允许犯错，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或许会很凝重，但不会被一棍子打死。“我觉得学者们应该努力工作，要对得起这种幸运。”
　　其次，如果冲突非常激烈，说明个人研究可能和当时的社会需要以及党的要求反差太大，这需要冷静下来反思。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个人研究不成熟，或者现实的发展还不成熟。历史本身是发展的，所以有些问题还要继续观察，继续实践。分歧太大的问题可以先放一放，就像邓小平说的“不争论”。当实践基础不具备的时候，应该先实践而后理论建设。许多问题可能十年前争论激烈，十年后随着历史事件的深入，反而很轻易就达成了一致，就像当初对是否要进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导向的讨论。
　　另外，个人思考与公开发表要有所区别。特别是在课堂上，教授课程还要注意遵守党的要求，从党的大局和根本原则出发。“这也是一种职业道德和政治道德，既然你选择加入了党组织，那么你就应当对党具有必要的忠诚。”刘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