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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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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震核危机”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多重影响 |
一、对世界经济的衍生影响
供应链断裂是短期内日本震核危机对世界经济的直接影响。如果供应链断裂问题不得到有效的解决,国际社会将在度过短期的困境后,着手构建新的供应链,从而导致日本产业的边缘化。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必须着力解决好这一威胁,可采取的途径是主动参与新渠道的构建,从而掌握未来渠道和产业的主动权,如将“订单——(日本)生产”延伸成“订单——(日本)订单——生产”的模式;加速灾后重建的进程,避免因时间的拖延而导致企业的短期行为向中长期风险演化;加强海外投资引导,既重视企业投资行为的必要性,又避免“新空心化”的直接压力。 日元套利交易战略受到了不确定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剧。日元利率在1995年9月以后就维持在1%以下,而同期世界各国的利率水平则仍保持在2—3%左右的水平。10余年来,日元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套利货币。震核危机暴发后,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和政策前景,日元的套利战略受到了明显影响,并使得日本政府的调控措施出现“两难”:为应对灾后重建所出现的巨大资金需求,日本央行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其基础则必然是外汇市场的稳定;为维护重建期间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则必须使汇率向下浮动,这一举措将加大日元的套利投资需求,导致量化宽松资金外流和资产化。日元套利战略的波动使得国际金融市场也处于不确定状态,并直接影响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日元贸易和日元投资的交易状况。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日元套利货币的地位受到影响,而又未有其他的货币予以替代,原有受到日元资本支持的资产市场的价格将出现波动,短期价格下降且交易量锐减,甚至引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 日本财政风险有可能引发美国的财政风险,使处于平息期的主权债务危机再度蔓延。面对震核危机的冲击和高达200%的债务率,日本政府在坚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极有可能动用自身的外汇储备或黄金储蓄来应对巨额资金需求,控制风险。至2010年末,日本政府持有的美元资产高达8860亿美元,一旦日本抛售美元资产,将使得美国国债价格迅速下降,收益率快速抬升,加大美国政府的融资难度,提高美国市场的利率水平,给美国宏观经济和政策运行的稳定带来明显的影响。2010年3月末,穆迪公司调低了日本政府公债的评级,而4月,标准普尔公司则首次下调了美国国债的评级,评级公司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财政风险传递的一种预警。
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科学评估“日本震核危机”的挑战和机遇,从国家政策层面予以应对和处置,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尚处灾难困境中的日本都是必要和有益的。 进口受到明显影响,国内许多重要产业受到供应链断裂的损害。日本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进口来源国,进口贸易规模约占我国总进口额的13%。其中我国高端钢铁产品的44%,关键汽车零配件的27%源自日本,而半导体芯片和液晶面板也主要自日本进口,一旦供应链断裂,我国的汽车、电子和信息产业将受到明显的损害。 出口短期内受到明显抑制,但中长期形势较为明朗。日本贸易渠道和商业系统具有全世界最为复杂的结构,“3·11”危机发生后,从大型贸易株式会社到灾区终点零售店的渠道受到了影响,短期内表现为日本国内消费市场物资短缺和进口受阻并存的局面。但自中长期来看,我国将明显受益于日本的灾后重建,抗灾物资、农产品、建筑材料、电力装备和日用品对日出口将获得明显支撑,保持快速增长,国际工程承包等服务贸易规模也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清洁能源战略受到影响,核电产业发展转缓。2010年,我国对日的进口商品中最重要类别的进口商品是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配件,进口额高达335亿美元,占对日总进口额的22.4%。日本核安全危机发生后,我国紧急启动了核电产业安全再评估的进程。随着核电产业的发展转缓,传统能源发电的需求又将上升,电力结构的内在缺陷被进一步强化,能源价格波动的外部性影响难以消除。 输入性通胀压力陡增,房地产调控面临新的压力。短期内我国受到的压力主要表现为输入性通胀压力急剧上升,而房地产调控难度增大的情况。日本央行明确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并保持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给中国资本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扰动,加剧了大宗商品和能源产品的价格波动,并导致房地产市场的异常变动。 为中国承接日本优势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日本震核危机的暴发及持续发展使得日本将其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环节外移,并容纳东亚金融副中心等成为下一个阶段东亚地区经济与产业调整的潜在主题。我国具有承接产业转移并担当东亚金融副中心的区位优势和要素优势,应重视引导并审慎处理国际间金融合作与产业互动的矛盾与问题,取得经济增长、技术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全面突破。 当前,尤其要抓好上海离岸金融中心的前期研究和政策实验工作,综合财政、货币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力量,联合在上海进行行业和区域层面的试点,大胆尝试,总结经验,改进措施,打造亚洲地区“V”金融格局和东亚金融“东京——上海”轴心,全力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其次,要以山东“蓝色经济区”为龙头,拓展“蓝色经济”的内涵,将承接海外技术转移,加强国际经济联动,切入国际经济分工和跨国公司全球链条的关键环节,借力日本产业布局调整的机遇,走出一条“承接——吸收——创新——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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