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风险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再看看美国企业。众所周知，美国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很好，许多企业拥有大量现金可用于投资。企业收入去年大幅增长45%，今年将转为温和增长，但预计仍将增长15%。但是，过去两年中刺激企业收入增长的四大主要因素是大规模的财政刺激、空前的货币扩张、大幅削减开支和有所恢复的销售增长，而前三个因素即将消失。当然，在短期内，公司可以通过回购股票或寻求并购来增加每股收益，但长期来看，增加收益最可靠的方法却是扩大营业收入。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营业收入将从何而来呢？
　　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也是解释美国经济能否达到“逃逸速度”并走上了自我修复之路的核心。只有在美国企业开始积极进行招聘和投资之下，这种情形才会发生，而前者又取决于市场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存在稳定而持续的需求。在此背景下，重温一下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讨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个组成部分或许有用，即个人消费、资本及住宅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只要美国家庭持续增加储蓄，在其资产负债表上实现去杠杆化；只要大量的存量房持续压制房产投资；只要各级政府继续实施财政整顿；而且只要美国仍处于贸易净逆差国地位，宏观经济层面就不会出现持续性的需求来支持美国企业增雇人手和扩大开支。
　　如果在需求尚未改善的情况下撤出流动性支持会怎么样呢？去年我们已看到这种假设的后果：在去年4月QE1结束和8月份QE2开始之间的一段时期内，标普500指数下降了12.5%。美联储对此十分苦恼，之后便公开表示其在必要的时机下尽力保持最为灵活的货币政策。

　　欧盟：风险与挑战

　　美国的货币政策立场与欧洲强烈要求财政紧缩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欧洲地区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持续超过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上限，欧洲央行本月初将基准利率由1.00%上调至1.25%。这不仅是危机以来第一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宣布加息，也是近几十年来欧洲第一次先于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这种政策差距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欧洲央行只关注价格稳定，而美联储有维持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政策目标；第二，欧洲央行紧盯广义通胀率，而美联储的政策更多由核心通胀率决定，也就是说美国认为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是暂时的，因而无需担心，尤其是当价格上涨是由供应因素所致。最后，欧美都存在产出缺口，欧洲的边际生产力被普遍认为低于美国。自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失业率增幅明显低于美国，调查显示欧洲闲置产能较少，有可能很快造成供应吃紧。除此之外，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欧洲央行对欧洲各国政府释放出清晰的信号，敦促各国付诸更多努力解决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
　　而欧洲央行走上紧缩道路正是其巨大风险所在。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元区核心国家快速增长、边缘成员国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背景下，利率上升对边缘国家弊大于利。一个明显的原因就是贷款定价方式不同：在德国和法国，大部分抵押贷款利率是固定的，与长期利率一致，但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抵押贷款利率随短期利率浮动。欧洲央行向欧洲银行业注入无限量流动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加息带来的打击，但这还不够。几个成员国面临的不是流动性危机，而是债务偿还的危机，欧洲央行的加息决定将令这一问题恶化。
　　近来，葡萄牙财政紧缩预案被否，执政政府下台，欧元区主权债务问题再度冒头。但这并非意料之外，多数观察家早已认识到欧洲并没有及时发现问题并迅速果断地解决根本问题，而是拖延最后危机爆发的日期而已。眼下的焦点是这场危机是否将传给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是否需要重组政府债务以及何时重组，也越来越被关注。在西班牙，除了缺少政治意愿，许多重要问题上还缺少明确解决方案，尤其是西班牙银行系统需要注入多少资金进行资产重组，目前都无确定答案。西班牙央行估计的数额为150亿欧元，信用评级公司穆迪估计约500亿欧元，而一些不良债务及银行重组专家甚至表示需要1500亿至3000亿欧元，如果真实情况与最后一种估计相吻合，那西班牙乃至欧元区的麻烦就大了。

　　中国的底线

　　目前欧洲和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消费市场，占中国贸易总额的37%(欧洲占21%，美国占16%)。欧美应对宏观经济挑战的政策选择出现分歧，两个经济体便宛如一把双刃之剑，将给中国造成巨大影响。因此，接下来的3到6个月将至关重要，因为政策决策错误的成本将显著提高。考虑到上述外部力量的影响，中国势必更加注重内部发展、扩大内需(“十二五”规划)，在未来，当中国经济降低了对外依赖，其经济稳定性将得到增强，并将有助于改变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面。

(作者为博茂资产管理公司(Permal)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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