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投资者和市场评论人士的目光都集中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美国是否会经历双底衰退？欧洲主权债务问题是否将削弱欧元地位？中国能否成功实施软着陆？世界究竟走向通胀还是通缩？
　　但在2011年第一季度，中东北非的动荡浪潮、北约对利比亚展开的军事行动、日本东北部毁灭性的地震和海啸以及由此引发的福岛核危机，这一系列出人意料、极具破坏性的突发事件令之前所有问题都退居其次。这些突发事件都是由经济系统和金融市场之外的事件或力量所引发的外部冲击，然而这种冲击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的影响：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大幅飙升，全球制造业供应链遭到破坏，风险溢价也因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而走高。
　　在此之下，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影响是否会令全球经济风险失衡，从而实质性地改变我们对宏观经济做出的展望。而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及其各自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首先以美国为例。
　　美国经济：风险与挑战
　　表面上看，有许多让人乐观的理由，美国经济正逐渐复苏，制造业持续好转(截至2月，制造业已连续19个月增长)，出口稳步增长(2010年增加21%)，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终于出现回落，3月降至8.8%，4个月下降了整整1个百分点。公司收入继续强劲增长，股市表现喜人：尽管上文提到的外部冲击频现，但美股依然取得1998年以来最佳单季表现，若以衡量小型股的罗素2000指数(Russell　2000　Index)而论，一季度末美股甚至逼近2007年创造的峰值。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美国经济的背后，就不得不令人为其前景担忧。一般来说，美国经济面临以下两种风险：一种是由能源供应冲击和政策阻力增强共同形成的外部风险；另一种是内部风险，来自对近来经济急速增长的成因的把握不定：美国经济是否达到了“逃逸速度”？是否已稳步走上了能够自我维持的复苏之路？
　　在外部风险中，近来持续飙升、在13个交易日中就上涨了25%的油价显然是一个威胁，如果这种价格持续下去，我们不仅预计未来通胀压力将更大，需求也可能遭受严重破坏。据我们估算，油价名义上涨20美元/桶，美国经济增长将降低0.4%。因此，如果近期油价从70美元涨至110美元后长时间维持高位，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大致降低0.8%。对于只有3.0%至3.5%的经济增速来说，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拖累。
　　再看其阴云笼罩下的财政政策。本月初，面临关门风险的美国政府在最后时刻艰难通过了预算案，而接下来的挑战便是路人皆知的针对提高14.3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上限所展开的政治争论，美国政府最早将于5月面临其债务超过当前的设定上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美国似乎已经到了赤字支出的政治极限：即使按照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建议的那样，实施额外的财政刺激，并取得了某些经济成果，美国民众也会对不断上升的国家债务越发担心，政治家们也不会再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起兴趣。在削减开支、增加税收以及福利权益改革这些问题上，不论共和党和民主党最终争论结果如何，财政整顿都将是个重头戏。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线，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对此心知肚明。在将基准利率降至几乎为零后，美联储用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为市场提供了巨额流动性，这就产生了三种显而易见的效果。首先，以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和其他进口商品价格被推高，风险由通缩转为通胀；其次，有助于美元贬值，使美国经济在由消费转为出口的过程中实现再平衡；最后，使美国国内资产价格上涨，启动了“财富效应”：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无疑推高了股票估值，在去年8月26日伯南克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Jackson　Hole)演讲宣布QE2政策后，它共上涨了3万亿美元，涨幅约27%。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股票代表美国社会中上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大部分净资产，但对占美国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的大部分净资产往往是房产，而与股市相比，房地产市场从量化宽松政策中受益甚微，不见起色的房价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拖累美国经济。
　　即使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宽松货币政策也将很快随着QE2于今年6月到期而面临阻力。除非经济增长出现显著回落或失业率大幅回升，伯南克不可能再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因此，美联储只能寄希望于在更长一段时期内维持超低利率。
　　(作者为博茂资产管理公司(Permal)主席兼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