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近日公开表示，政府将通过削减预算、改革税收制度等方式，促使澳大利亚人更积极地参与就业。她还暗示，有意引入“奖勤罚懒”机制，让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自食其力”。在澳大利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下，吉拉德此语有些盛世危言，但点出了高福利制度“养懒人”的弊端，也揭示了高福利制度已开始拖累经济发展的残酷现实。
　　据西澳银行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全境将近1/3的受访企业称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澳大利亚官方统计表明，在澳大利亚2200多万人口中，多达23万人失业超过两年，25万户家庭中的成人至少一年没工作。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澳洲年轻人的失业率是社会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失业大军呈年轻化趋势。
　　统计数据体现在现实中显得更为生动。在笔者所在的悉尼市，街上不时就能看到身强力壮者晒着太阳乞讨。与一个名叫阿列克萨的胖子攀谈，笔者获悉，他每周能从救济部门领到约200澳元救济款，一日三餐基本不愁，只因还要交水电费，应付看书读报等开销，所以出来乞讨。阿列克萨还说，不愿工作是因为身体太胖，时常会感到疲劳。
　　在澳洲，高福利不仅让一些人丧失了自食其力的动力，也影响着人们择业的态度和取向。在社会医疗保险及工会组织的保护伞下，澳大利亚工薪阶层更看重个人幸福感，而不只是钱。不少人认为，如果工作不开心，就该跳槽，不能为保全饭碗委屈自己。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人更换工作较为频繁，从追求幸福的角度看这么做无可厚非，但客观上增加了社会福利体系的负担。
　　西方选举政治下，许多政客往往为取悦选民而轻易许诺增加福利，根本不会估计财政是否能够承受。对执政者来说，更是不到万不得已，比如深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希腊，绝不会冒“千夫所指”之险轻举妄动。这种做法导致福利见涨不见落，即便在国家财政和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削减福利也是难上加难。更可怕的是，当高福利、高消费固化为一种默认的社会共识和理所当然的生活常态后，任何针对现有福利制度的调整和改革都变得异常敏感和棘手，从而大大增加社会发展的成本和国家财政经济运行的风险。
　　诚然，西方的高福利制度属一国内政，但其影响已扩散至国境之外。西方民众长期超前消费、寅吃卯粮，被认为是引爆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社会原因之一。是什么支撑了西方人透支明天的洒脱和自信？是什么让他们大把花钱时毫无后顾之忧？原因虽多，但过高的福利制度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危机时代，不少西方政要和经济学家表示，西方人有必要改变超前消费的生活习惯，要学会过紧日子，而调整对竞争和创新均起负面作用的某些福利政策则势在必行。就改革高福利制度的议题，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让全体纳税人供养那些有能力自食其力的无业游民是不公平的。”从国际层面看让全世界为西方社会高福利和高消费的盛宴买单，也不公平。
　　当然，西方福利和劳动制度中的有益成分，比如失业救济、劳动保护、工人权益等，就很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据了解，澳大利亚老板要调班，得提前两个星期通知下属；加班不仅要支付比平时高两到三倍的工资，还要征求雇员意见，如果强迫或者变相强迫雇员加班，将面临法律后果。或许，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管理者可以考虑引入相关制度，这无疑会减少“过劳死”等职场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