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是否应该纳入构成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之中？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在不久前的二十国集团(G20)南京会议上更是争得火热。许多中国学者、一些海外学者和政界、经济界人士对此持赞成意见，美国财长盖特纳、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俄罗斯财长库德林、法国财长拉加德等人则强烈异议，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先决条件，盖特纳将其概括为三点：货币自由兑换、独立的央行、资本自由流动。然而，这三项先决条件果真是加入特别提款权不可或缺的前提吗？纵观历史经验，答案是——否！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完全由可自由兑换货币组成固然是最理想状态，因为此时特别提款权流动性最大；但假如这种构成不能反映现实世界经济实力的分布格局，那么这种“流动性”就只不过是有限市场上的流动性，算不上是真正全球市场上的流动性。对于一种国际货币自身而言，准确代表全球市场和经济实力布局与株守有限市场上的流动性，孰重孰轻，明智者不难判断。
　　就目前而言，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对美英金融资本是最大利益所在，却是包括中国在内其它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软肋，中国不可能接受现在开放资本自由流动。
　　至于央行独立性的关键意义，历史不能证明这一点，即使美国自己的历史也不例外。政治教训表明，中央银行的领导者一定要协调自己的行为与政治现实和时代的基调。如果与当权的政治领导人发生激烈冲突，可能会损害中央银行的机构独立性和力量。而且，虽然货币政策是“独立”制定的，但中央银行运作于一个存在总统、国会以及未来选举重要影响的政治环境之中，无论如何“独立”的中央银行家都休想彻底逃脱政治领袖的势力范围，相反，他们还需要仰仗政治力量达到自己的政策目的。倘若我们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真正掌管世界事务的政客们有意制造的一个幻象而已，因为这样一来，当经济形势不佳时，他们可以方便地归咎于中央银行家们而不是自己决策失误。
　　人民币应该国际化，我们也在力推其国际化，从经常项目交易中的人民币计价结算，到资本金融项目交易中境外市场人民币债券和人民币股票的走红，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的货币，而且早已实现经常项目自由化，人民币也早该纳入特别提款权，这才能体现当前国际经济现实，但加入特别提款权不能妨碍中国自己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步伐。
　　从奥巴马高规格接待胡主席访美和通过的联合公报，到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先决条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表现表明他们一方面想承认中国崛起现实，另一方面又想把中国崛起约束在他们自己轨道、并为他们自己谋取最大限度利益的矛盾心态。我们不必强求他们马上摆正心态，我们可以不急于加入，不必务虚名而招实祸。毕竟，特别提款权虽然可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突破口之一，但不是主要突破口；因为国际组织没有自己的财权、军权、行政权力，其影响力归根结底还是依附于主权国家。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还是要靠其它国家货币崛起成为国际货币。